一、物议蜂起，利弊如何？ 文革中红卫兵高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与传统的一切观念彻底决裂。既然是“一切”，那么就不仅只怀疑人类有史以来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成果——而是要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一切”之内的。于是，世界变得虚无起来，既没有可信的、值得继承借鉴的过去，也没有可信的值得肯定的现在和未来。物质毁坏与精神毁坏变成神圣的革命行动。中国一场空前劫难便在劫难逃了。“怀疑一切”从根本上毁坏了人们的“信仰”本性。这种“信仰”本性的泯灭，其实也为“四人帮”制造了潜在的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乃至他们想树立一尊“一句顶一万句”的神来代替“怀疑”一切后的信仰真空，最终不能获得效果。当“大树特树”的红色恐怖解除以后，人们从幕后毫不惊奇地看到了许多不该有的痛心之事和遗憾。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怀疑一切”的口号，当然是没人再提了。但是，在新形势下，虽不再怀疑一切，却又似乎对“一切”都要反思了。“反思”不同于“怀疑”。反思之后，该肯定的得肯定、该否定的则否定。“反思”者，回过头去重新思考也。 在新的反思浪潮中，中国受益大焉。政治上检讨了个人崇拜的弊病，改变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取掉了集权垄断型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一经济模式上附加的光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从贫困走向温饱，走向小康，走向有希望的未来。廿年来的“反思”思潮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收获。笔者由衷地赞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反思。只要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用科学精神去反思，那种反思就会给人以启迪。 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反思中打破了许多禁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凡粉饰或污化越多的地方，人们反思的力度越强。中国政界、学界名人的本色逐渐崭露于人们面前。比如领袖人物富于人情味的常人之情的一面。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长女杨月花终被找到，却在文革背景下无缘与亲身父母相认。朱德独女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邓小平美丽的革命伴侣前妻张锡瑗，周恩来初恋恋人“被历史尘封的留法女博士”张若名（见《名人传记》总第139期）等。过去， 这些珍贵史料都属禁区。 面对广泛的深层次的反思现象，人们的反应总体说是良好的欣慰的。但是，确实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人将反思看成文革中的“怀疑一切”的翻版。叹惜中国除了崇洋之外已没有什么被公认的神圣事物，形成了新的信仰真空。这个“真空”被勉强地用“崇洋”来加以自我填充。这种忧虑偏激了。但是并非毫无道理。第二个问题是：确有一批年轻气盛或者并不年轻而却气盛的人“反思”过头，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游戏规则，将“反思”变成贬刺人，非议人的代用语。尽管有这两大弊病，但反思本身的有益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笔者认为在对名人（包括文化名人）的追怀，反思时，要注意的是回到实事求是的游戏规则上来。“实事求是”也要分清主次轻重。只要主要方面，重要方面的追述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就应看成遵守了游戏规则。次要方面，相对较轻的“细节”有误，总体评价无误也算基本符合实事求是的规则。唯独从总体评价上伤人，再找个别细节印证，这就有些违规了。 在名人反思中受到物议者已非止1人。文化名人中胡适、鲁迅、 茅盾、林徽音、郁达夫等在个人私生活品质上都有不足。胡适“圣人”留美时在有妻室后还移情别恋，但适可而止。鲁迅不仅名媒正娶了朱安夫人，而且在未离婚前提下又与许广平恋爱同居。茅盾往日本疗疾时有一位同居恋人秦德君。郁达夫停妻再娶王映霞，后来竟至又通过发表日记，公布了郁王之间不宜与外人道的恋爱隐私。林徽音一代女杰，才貌双全，倾城倾国，以她为核心形成了三位奇男子绅士风度的“三角”关系。梁思成是其夫，徐志摩是其留学时有过一段情愫的知友，林已成梁妻后，徐仍迷恋于林。而梁思成好友金岳霖发誓：今生将爱情许与林徽音否则终身不娶。如此这般的婚姻恋爱私生活，披露之后，并未引起啧啧非议。像林徽音为核心的“三角”反而使人看到了那一时代读书人在爱情上的挚着、认真和纯洁，大可感召如今商品潮中视婚恋如商品的渺小鄙俗的灵魂。 在文化名人品节与个人生活“反思”之潮中郭沫若独享特殊：“反思”几成非议的代语。物议纷纷。一时之间仿佛郭氏政治品行、私人品格、学术品格都不佳得很，简直就是“流氓加才子”。有些非议太过了，失去了“实事求是”精神，变成了随意性很大的乱说。每临这种情况，笔者便有些困惑：有些人评价郭沫若仿佛不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重在针对郭沫若成为“党剌叭”的背景。欲直刺这个强大背景有些不敢或不便，于是就指着郭沫若这棵“桑树”狠骂，其意似不止在剌桑、而更在剌槐也。 郭沫若显然是自觉忠诚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路线的一位大知识分子。他之特别挨骂固然有他本身处人待事上的弱点和失误，但肯定不止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他个人得以失误的社会背景。其实，现在已快到21世纪了，中国思想言论环境已有极大的进步，有话明白说，实事求是地说的条件是具备的。郭沫若也有权享受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 郭沫若的政治品行 郭沫若一生追求进步，追随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事业。在这一个基本立场上他可以说是“从一而终”。这究竟该肯定，还是否定？郭沫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由李一氓、周恩来介绍入党。在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后，遭到通辑。然后按党的安排流亡日本避难。避难10年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研究。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抛妻别子支身冒死潜回祖国抗日。这种革命立场和民族大义为重的品格该肯定，还是否定？郭沫若对蒋介石有过“反戈一击”，然而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过“反戈一击”。在国际共运出现毛病，需要反思之时，郭沫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该如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