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I207.25 一 艾青、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抗战时期的新作，虽然不同程度地采用或吸收了一些象征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方法，或者有的就是现代主义性质的诗篇，但就每个人创作整体的艺术性质来看，他们的诗作还不能归属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范畴。作为这一时期诗人探索群中最能显出现代主义色彩的整体性实绩的，应该是30年代后期加入戴望舒的《新诗》群体的诗人冯至。 冯至的《十四行集》中的二十七首诗是一个整体。虽然，我们不能说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现代主义性质的作品，也就是说，不能说它们均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派诗。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这本于1942年出版的诗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价值和对于后来者的启示，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于它本身的认识意义。《十四行集》已经超出抗战时期现实主义的诗歌的范式，成为40年代“中国新诗”群体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潮产生并走向成熟的一个信号。可以这样毫不夸大地说，《十四行集》是一个预言。冯至以他这部诗集的崭新探索，架起了通向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新生代”艺术创造的桥梁。 这并不是一个艺术的偶然。20年代“沉钟社”的诗人冯至，以他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的浪漫主义的歌唱，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但是就在这两部诗集中，已经包含了一个智者哲学沉思的特色（注：参见拙作《中国现代诗国里的哲人——论二十年代冯至诗作的哲理性构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冯至于1926年秋天，就接触了20 世纪初期出现的奥地利杰出的现代派大诗人里尔克。他那时对于这个诗人的作品产生了特殊的爱好。里尔克早期的散文诗《旗手》（Gornett）， 给了他一种“意外的，奇异的得获”，那里从头到尾支配着“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当时他想，“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注：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作》，1936年12月10日《新诗》第3期。）。他在20 年代后期所写的诗作，不但增强了关于人生、生与死等命题的哲理思考的深度，有些作品如《饥兽》（1927），明显可以看出里尔克一首最著名的短诗《豹》的思想和方法影响的影子。“我寻求着血的食物，／疯狂地在野地奔驰。／胃的饥饿、血的缺乏、眼的渴望，／使一切的景色在我的眼前迷离。／……我跑入森林里迷失了出路，／我心中是如此猜疑。／纵使我找不到一件血的食物，怎么／也没有一支箭把我当作血的食物射来？”1930年，他与废名创办《骆驼草》杂志，其中发表有他的诗作十首和数篇散文。《等待》一诗于宇宙万物与人生情愫的微妙联系中传达爱的主题。《酒醒》包含了生命的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意蕴。散文《蒙古的歌》，在初听一位鲁钝质朴的蒙古人的歌声里，传达自己对于生命的爱与死亡悲哀的思考。另一篇散文《老屋》中，谈起自己曾经怎样“中了迷式的”读过波特莱尔的著名散文诗《游子》，带着这个作品影响的情调回到故乡，在故乡的“老屋”中想到那里到处存在着的“死”，并于荒诞的描写中，让母亲的“死”与自己的“童年”进行对话。这些，都可看到冯至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的联系或对于宇宙、生与死等问题的思索。 1930到1935年冯至到德国留学，在存在主义的“圣地”海德堡大学，从老师雅斯贝尔斯那里，从对基尔克戈尔特的阅读中，直接接触并研究了存在主义的哲学。他由老师的对人的本质的探究的人生哲学得到启发，步入对于人的生命意义以及生与死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雅斯贝尔斯的以爱与信仰等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基尔克戈尔特的“人生孤独”论与雅斯贝尔斯的“交往”论给他以很深的影响。冯至对于两者的吸收与融合带给他以关注个人生命与关注时代社会的沉思性品格。冯至认为，“没有寂寞之感就没有自我，没有人际交流就没有社会”（注：冯至：《外来的养份》，见《立斜阳集》。）。在此期间，冯至沉醉于里尔克的诗作和散文，读了《祈祷书》、《新诗》、《布里格随笔》和晚年的诗集《杜伊诺哀歌》、十四行诗，从中体味出里尔克由青春步入中年的路程中“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从音乐的转向雕塑的（注：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作》，1936年12月10日《新诗》第3期。）。里尔克的书，教给他对于人和植物之间心灵的沟通，使他看植物“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疚，那真是我们的好榜样。”（注：1931年4月10 日致杨晦信，《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在这里他领悟了里尔克诗的哲学与美学的精髓。他朝向哲学与现代派诗的深入，同时却在现实与人生中走向迷茫。他在德国写的为数甚少的诗篇中，感叹自己是“迷路的灵魂”，“我一生所走的都是迷途”，于茫茫世界中寻不到“明日的道路”。（《海歌》、《夜》）冯至在1979年写的《自传》中，说自己那时怎样“无视现实，听亚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欣赏梵诃和高甘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而自己却一首象样的诗也写不出来。”后来的反省中道出了他当时与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刻联系。 带着这样完成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艺术转变和对现实茫然的复杂心态，归国以后，冯至很快地加入了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戴望舒代表的现代派诗潮，与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等人一起，成为现代派诗最有实力的诗刊《新诗》的编者。1936年12月，他在《新诗》杂志上撰文，第一个在中国最系统地介绍里尔克的生平、美学思想和创作，并译介了里尔克的一些代表诗作。1937年，他又翻译出版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从这本“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书中，感悟到里尔克的哲学，说：“他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哗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望下滑过去”。谁要真实的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的种种问题”（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序（1937年5月1日），引自《冯至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2页。）。 在抗战前夕，他又在《译文》杂志上，翻译介绍了属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尼采诗抄》。同年，他在多年的创作沉寂后，为友人梁遇春等的死，写了一组诗，题为《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诗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