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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湖水的温婉与神秘，如阳光、水分之于植物生长似的渗透进了他的精神血液，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形成了他的审美感知方式；同时，作为科尔沁旗草原上拥有一两千垧土地的豪门巨室曹家的公子，他对大家族生活中的狂欢纵乐、崇仙拜狐、祈求神灵等生活场景所积累的童年记忆，加之他的母亲一族是雇农的缘故，他对农村生活及其风俗习惯，如“跳大神”，也多了一份情感上的关联。这些使我们在端木的小说中，随时可以看到一幅幅呈现出丰富的地域色彩的自然和文化风俗画面，在这些画面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如那“忧郁”的“鹭湖”、“遥远的风沙”，裸露出“原始的洪荒”与神秘感的“科尔沁旗草原”，都不仅仅具有纯粹的自然性意义，而是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这些自然意象已经被端木蕻良在创作中寄托着更为深广的文化涵义。 具体说来，端木的小说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主要集中在对“人与土地”和“人与家族”关系的历史的和时代的理性审视上，这也是端木小说写作的两个重要视角。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住了她。……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当野草在西风里萧萧作响的时候，我踽踽的在路上走，感到土地泛滥出一种熟识的热度，在我们脚底。土地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注：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月刊，1944年第4卷第5期。）作者曾计划写出四部表现“人与土地”关系的连续性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从社会经济结构角度审视了土地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注：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后记》，开明书店，1939年。）同时“土地拥有者”也成为“制度”、“文法”的“制定者”，成为“罪恶”的“实施者”。作者选取他熟悉的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关东大草原两百年间的历史风貌，从“构成科尔沁旗草原大地上的三种东西，就是：一、土地资本，二、商业资本，三、高利贷资本”（注：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后记》，开明书店，1939年。）的阶级意识和时代意识角度，深刻地揭示出东北农村所面临的外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渗透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预示出觉醒了的农民阶级即将成为土地的新主人。 《大地的海》从人类学角度表现人与土地之间的血肉联系，作者作为“大地之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母”进行了本体性的艺术构思。“大地就是海”，她既给人类提供生命的“食粮”，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大地育养了他们，作他们的摇篮，褓姆，奶子。看他们睡眠，长大，粗茁，粗鲁的大笑。”同时，大地又以“苦工”、“劳作”以及“恐惧”和“悲哀”把他们“夺回来”。作者称人与土地的这种关系是立的永久“盟约”，“是有记号的”。（注：端木蕻良：《大地的海》。）端木在这里显然是效仿《圣经》笔法，对人与土地之本体性关系进行了丰富的表现，在小说中，他又把这种文化眼光与民族意识结合起来，表现艾老爹父子为捍卫土地而抗击日本侵略者。《大江》、《浑河的急流》、《风陵渡》、《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小说从人与土地所积淀的民族情感和生命力量角度敞露出丰富的美学内涵。《大江》从古老民族的生存意志角度表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土地里所焕发的生命强力，“大江是古铜色的古老民族心脏里两条烙印的一条”，它承载着民族的雄健、粗砺与自我超越。《浑河的急流》、《风陵渡》借助于“浑河”、“风陵渡”的自然抒写，从外在的自然景观中，寻找出人文变迁和民族的血脉，从而达到使自然与文化完全融合，成为直立的，多面的自然意象。“复仇的风吹满了山峦，远树，草原，林荫……”“浑河的水年年流去，浑河的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人”，证明“自个作自个的主人”，“自主我们自个的命运”。（注：端木蕻良：《浑河的急流》。）风陵渡口的老艄公马老汉五十多年独守着父辈留传下来的一条老渔船，日月的霜雪深深地刻记在他枯皱的筋肉里，但人的尊严与民族的道义始终是老汉心中的精魂，为此，他成为黄河岸边的一尊雕塑——民族精神的守望者。 端木蕻良钟情于土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小说笔法如此执着而深情地描绘“人与土地”的复杂意义。他是首屈一指的。他说： 我写的都是关于土壤的故事。 人类和土壤斗争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以中国来讲，就有四五千年长久的历史。人类有很好的文化，是开辟了土地以后的事。土地被火燔了，被弄松了，被播种了，土壤才成为人类的。人类从土壤里寻出牙石来，用它迸击出火花，又从地里汲出了水。又提炼出青铜、亚钻铁，知道怎样用土炼成陶器、砖瓦。在土里种出桑树、棉麻、高粱。从这之后，人类的文化才渐渐的抬起头来。（注：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