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所处的40年代，是社会、道德与审美方面不甚和谐的时代，有人要么重视文学作为工具的作用，把文学服务社会看得高于一切，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要么把文学艺术的纯化放在首位，而缺乏关注和探讨现实问题的热情和耐心。当时整个诗坛，面对时代的苦难和斗争显得有些无力和浮躁。艾青对这样的诗坛现状深感不满。自抗战以后，他就开始了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注：艾青《为了胜利》，《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20、122页。）思考的结果，他坚定地认为，诗歌艺术是伟大时代的产物，诗歌艺术应当真实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全部激烈冲突和时代特征，而在其内容表达和审美创造两方面应当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而不应人为地割裂它们。艾青说，他“渴求着‘完整’，渴求着至美、至善、至真实，因而把生命投到创造的烈焰里。”（注：艾青《诗论》，桂林三沪印刷社1941年9月初版。 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这表明艾青对于诗的创造就是要寻求诗的“完整”，即创造至真至善至美的诗篇。他在桂林办诗歌讲座，写《诗论》，就是为了矫正诗歌创作中的偏至现象，以振作诗坛，让诗歌在肩负时代使命的同时走向和谐，达至完美。他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就是真、善、美。”在艾青看来，真、善、美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真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它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美是依附在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真、善、美相统一，是艾青诗歌的最高审美追求。 一 艾青始终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的高低，就在于其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与否。怀抱这样的美学观念，艾青始终“大胆地感受着世界，清楚地理解着世界，明确地反映着世界”。所以，我们纵观艾青40年代的创作，整个给人一种“真”的境界。 艾青诗歌的真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他的诗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向，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他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注：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第77、78页。） 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思想情感和精神特征，必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他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的产儿。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倾听着时代的呼声，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深沉而独特地高唱着时代之歌，是艾青诗歌的最大特色。他当时说过：“每个日子都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动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注：艾青《诗与时代》，《艾青全集》第3卷，第68页。）诗人始终以他的全部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整个生命去拥抱时代，歌唱时代，献身时代。中国40年代，是一个充满悲剧性冲突的时代，但诗人艾青坚信自己正站在一个历史新纪元的门槛上，因此他以诗歌这一形式，撼人心魄地具体再现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悲剧特征，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他对于人民痛苦的关心、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及其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对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战争，他交付出了“最真挚的爱和最大的创作雄心”。 艾青的诗现实性强，内心体验深，情感真实深沉。他要以他的诗来呼唤寻找可以呼唤、可以互相照耀的灵魂。对于他来说，怎样活着与怎样写诗已经完全同构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感悟的写作，它与为金钱为名利而写作的矫情和苍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艾青既有大的胸怀，又有人生的深沉的体征和完满的诗的素养，所以他能够洞悉历史的底蕴和人生的真谛，能够敏锐地感觉时代脉搏的跳动，能够在更高的本质上表现时代的精神与风采。艾青在抗战前夕写的《复活的土地》就预示了抗战的开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艾青带着基于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概括的远见，带着对人民事业的必胜的憧憬，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由此预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他起来了》、《向太阳》和《火把》这样“高度的表现了现实的，表现了战斗的英勇与坚强的，深刻的，感人的诗”，在当时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这些诗，对当时尚处在麻木状态中的人们，对在十字街头徘徊的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地而不是概念地指明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少青年受到这些诗的鼓舞，走上了救国与革命的征程。艾青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人，他是那时代的感受的先知。他写出了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富于启示性的。 艾青对于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活力，这体现在他对世界的把握的真切和对人类关心的深切，以及对事物思索的深刻与开阔上。他“以最大的热情去讴歌人民的内心的愿望，他们的对于被奴役的生活的厌恶，他们的对于新的日子的欢迎，对于革命战争的兴奋，对于自由幸福的企求，以及在那远处向他们闪光的理想境界的向往。”（注：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艾青全集》第3卷，170页。）艾青总是关注着那变化着的世界，总是给人类的诸般生活以审视、批判、诱发、鼓舞、赞扬等鲜明的姿态。他的《赌博》、《悼词》、《十月祝贺》、《狂欢的夜晚》等对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热情讴歌；《人皮》、《纵火》、《死难者画像》、《江上浮婴尸》等诗对法西斯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兽性与暴行的诅咒；《欧罗巴》、《哀巴黎》、《三国公约》、《希特勒》、《赖伐尔》、《忏悔吧，周作人》、《通缉令》、《仇恨的歌》等诗对法西斯暴徒、寄生虫、卖国贼、汉奸的有力讽刺和鞭挞；《杜塔拉》、《敬礼》、《马雅可夫斯基》、《悼罗曼·罗兰》、《俄罗斯人民的普希金》、《索亚》、《鲁迅》、《播种者》、《毛泽东》等诗对世界上反法西斯的英雄、革命斗士和人民领袖的热情礼赞；《鞍鞯店》、《城市人》、《我的职业》、《两亲家》等诗对国民党统治的丑恶及各类贵人恶少的虚伪、势利、贪婪、冒险、纵欲的嘴脸和庸俗卑劣的灵魂的无情揭露；《北方》、《手推车》、《乞丐》、《补衣妇》、《旷野》、《村庄》、《献给乡村的诗》等诗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的生存状况的深切表现；《吹号者》、《他起来了》、《他死在第二次》、《雪里钻》等诗对中国人民以鲜血保卫祖国的精神和英雄品格的颂扬，《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诗对人类理想和光明前途的昭示，都给人一种相当充实、深刻和广阔的感受。时代的惊涛骇浪，风云变幻和苦乐悲欢，在其诗作的光与影里得到了相当生动全面的映照。这些与特定年代联系在一起的诗作具有一种特别的历史感和重要的诗学价值。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猛烈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戴望舒的诗作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相激相荡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和进步的过程中的特有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艾青的诗作则真实全面地表现了40年代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救亡的严酷斗争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向，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民思想感情的发展轨迹，不愧为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