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离婚》和钱钟书的《围城》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幽默小说”，它们在向读者输出谐趣、营造幽默氛围的同时，都能够细腻的表现出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紧扣人性层面挖掘社会心理的错综复杂，试图揭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生活背后的无意识文化模式，给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幽默氛围提供了浑厚扎实的文化底蕴。近现代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变异的内容，类似于神经末梢的个人生活选择，能够为人们认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微观可辨的信息。《离婚》与《围城》客观地展示了与现代城市规则紧密相关的个人生活选择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沉重的文化传统因袭下充满荒唐、怪诞的成分，却是以否定皇权崇拜、大人意识为表征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宗法社会的必然结果。西方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作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渐产生了表面上游离于封建家族制度的个人，这种游离状态的个人一般很难获得西方式的孤独品格，他们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求学留洋、谋职交际、恋爱结婚，却因为寻觅不到真正的个人生存空间而困惑苦闷，由失败走向逃避。《离婚》和《围城》把笔触伸向官僚机构、高等学府这类典型的现代城市生活格局，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传统社会对个人生活选择的侵蚀，以及对先锋意义上的孤独品格的亵渎和拒绝。 《离婚》中的老李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真可谓是一对患难兄弟式的人物。他们苦涩的个人生活内容不但暴露了转型社会内在机制的不合逻辑，还映照出周围人群普遍的心理倾向。他们都有向善的一面，亦不乏进取之心，然而，欲求个人生存空间而不得，在作为个人生存第一要义的求职谋生方面，他们的理想投入宛如水中求月，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老李正是带着这种生存的困惑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怎么会是北平某财政所的一名二等科员呢？虽然他文章很好，学问也不差，具有银行和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事业心强，踏实肯干，但恰是这种带有有个人价值色彩的谋生方式，促成老李对标榜秉公办事的现代衙门的疑心，他“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那么是什么力量泯灭着人们的公益之心，从而扼杀了集理想、抱负、谋职于一身的个人生存空间？人们不难看出，老李所供职的某财政所几乎就是那位胖所长（准确说是所长太太和赵科员）的家天下，在这里“公事就是没事”，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她料理私事”，而“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正自神秘不测的往入与公事有关系。”科员们对公文的敷衍以及积极谋缺的心事，都是建立在对这个家天下的认可和虔敬的基础上的。老李曾经幻想用沉默苦闷自己的方式来抵御黑浊的家天下的吞食，但由于同事张大哥之子失踪事件的突然袭来，老李一方面倾其全力营救张大哥之子，表现了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的品质，另一方面却无可奈何地向以赵科员为代表的恶势力投降缴械，任听摆布，等于放弃了对个人生存空间的追求。如果说被看成“晨星不明”的老李干扰了财政所家天下的固有格局，那么被迁升为头等科员后的老李则雄辩地证明了家天下的无往而不胜。丁二爷虽然终于除掉了恶霸赵科员，以侠义的形式拯救了张大哥的家庭生活，但丝毫不能改变财政所家天下的属性和人情网络关系，甚至在更大的背景上，新任市长与各局所的较量和妥协，无不显示了冲突各方对家天下原理的偏爱与呵护。因此，老李的辞职回乡、以归隐的形式企图逃脱同流合污的厄运，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略不同于老李的困惑逃避，方鸿渐在求职谋生的奔波中始终挣脱不掉尴尬的心境，他比老李有更多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体验，因此也品尝了更多的更微细的人生苦涩与无奈，更长久地在“进城”与“出城”之间徘徊。方鸿渐那几年不得要领的旅欧游学生活未能带给他起码的求职谋生准备，他龟缩于挂名岳父的商人银行里，为摆脱寄人篱下的无聊而又自酿出个人情感的苦酒，倒是莫名其妙的“三闾大学”的聘请给方鸿渐送来实现个人价值的希望，当成是求职谋生的转运点。然而，好不容易只做了一学年国立大学副教授的方鸿渐，不能不对足称表率的“三闾大学”疑惑重重了。在这所标榜国家利益、传授现代民主意识的高等学府里，上至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下至讲师、助教、学生、工友，都在内心深处尊奉一种家文化，人们的才智心力毫不吝惜地投入到结党营私、捞取攀附资本之中。校长以笼络听话者作为聘用员工的看家法宝，各系主任更以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来作恰切的呼应。伪善、欺骗、妥协、勾结，都能在遵循家长权威、大人意志的规则下统一起来。方鸿渐甘愿做无派无系之人，又免不掉帮闲打杂的处境，他已经不只被诸如点名、讲书、争课时这些教学琐事弄得昏头胀脑，而且在求得个人生存空间、实现个体终极价值的精神跋涉中预感到没顶之灾了。他不无绝望地这样想着，“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像方鸿渐这样的执迷不悟的天真汉，即使不被冠以“思想问题”的罪名，也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他求职谋生的失败也就是利用新事物假公济私的家天下意识的一次彻底胜利。倒是方鸿渐后来主动辞掉某家报馆职务的行为，闪出了一丝创造新的生活的迹象，但人物的心理动机很是模糊，依然挽救不了其事业心颓唐的灰色走向。 应该说工商业文明和民主意识交织而成的现代城市生活格局，为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们提供了就业谋生的机会和发挥个人想象力、创造欲的可能。个性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了历史合法性，私产上的支配，思想上的独处，交际上的距离，情感上的隐私，这些已不再是抵达人生彼岸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个人生存空间的必要内容。可是，当沿袭了千百年的尊卑观念、绝对服从心理、祖先崇拜情结、大人长官意识等陈腐思想改头换面继续支配人们的生活时，苟且偷生、不思进取的处世哲学就会滋生不止，繁衍为供奉大人意识家天下的丰沃土壤，剥夺个人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放弃个人生存选择的浮力已融为一体，实在是已经渗透在人们最平常最自然的行为规范中，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的生存模式。如果说老李、方鸿渐式的求职谋生的失败揭示了城市生活把公众领域家族化的倾向，那么围绕着老李方鸿渐们展开的吃请交际模式和婚恋风波，就暴露了城市生活以公众名义窥视个人生活领域的倾向。这时，独特叙述功能对主题的显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