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三月，为林贤治《人间鲁迅》一书再版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不少看法，现节录发表，以飨读者。 林贤治：说坏话是鲁迅的传统，批判就是说坏话。读过这部书的人对书的批评性意见，我是非常愿意听的。另外，在座的很多是鲁迅研究专家，对若干年来鲁迅研究中的盲点，都可以说，希望大家敞开来谈。鲁迅这个名字，就是意味着要解放思想、无所顾忌。 钱理群：相对来说，鲁迅研究中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个是对鲁迅杂文的研究，与此相关联的是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把鲁迅研究纳入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中，我觉得鲁迅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命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另外，对鲁迅后期的研究也不够。去年我在北大给学生上课，要求学生重点阅读鲁迅三十年代的那一批杂文。从杂文文体来讲，最标准的应该是那批文章。鲁迅当时在上海，面对现代大都市，有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审视，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都有意义。与此相联系的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在为现代化寻找思想资源，从外国找，从儒家找，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我们讲传统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五四传统？讲五四传统又不承认鲁迅传统。我认为这很荒唐。我们要总结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鲁迅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潜力很大、有待进一步开发。这不仅是鲁迅研究界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任务。 王富仁：鲁迅是有自己完整的语言系统的，既不属于政治语言，也不属于学术语言，他有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比如鲁迅是不分无产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他分的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有一些是“八哥”，有一些是“二丑”，有一些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就是通过这一套语言来分析把握现代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其他的语言无法和鲁迅的语言重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语言透视现实的时候，总是不能深入到鲁迅的那个深度上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鲁迅这套语言被接受的程度就是鲁迅实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我认为应该用鲁迅文字中独特的意象系统来分析他所分析过的人，解剖他所解剖过的人。不过，这样做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的。鲁迅这样做可以，我们这样做，就会成为“人民公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进行一种话语转移。如果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应该慢慢地让鲁迅的语言进入到中国人的意识系统中去，再对中国的现实作出反映，那么对鲁迅的接受度就大了。那就不是鲁迅被评判，而是我们拿着鲁迅的思想来评判现实了。 朱正：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那样一个模式当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但我听说当年评白皮书的几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我就按照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总之，凡是毛泽东说的，我是不敢遗漏一处。现在看来，我的那部书没有什么意思了，但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当时写了一部林贤治这样的书，是找不到地方出版的。 谢泳：书中的许多观点我很赞同，但其中有一段，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 邵燕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层次。在学院里面，把鲁迅与世界各种思潮作比较，但的确还应当向青少年推荐介绍鲁迅，在报刊上有一些合适的文章。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青少年，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不容易进入鲁迅的世界。普及鲁迅的工作比普及钱钟书要迫切的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包括向一般读者介绍鲁迅，发一篇鲁迅的作品，加一点点评。鲁迅的悲哀就是他没有速朽，他抨击的时弊，今天十倍百倍地膨胀，甚至恶化，所以鲁迅的文章今天还继续富有生命力。 张梦阳：与现有的二十五种鲁迅传比较而言，林贤治的鲁迅传的重点在第三部。它通过对比，通过对冯雪峰的审视，对胡风的审视，对茅盾的审视，特别是对周扬的审视，凸现了鲁迅的人格。五十年代我在底下听人说，实际上鲁迅跟党的关系不好，在那个时候跟党的关系不好就是一种罪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鲁迅晚年跟党组织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冲突中，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很多史实的研究者往往陷在细节里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鲁迅研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得拉开一段距离，把鲁迅放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去理解研究。仅仅在党外人士与党的关系的框架上理解鲁迅，那就是错的。林贤治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对周扬和鲁迅的关系层层剥皮，认识到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鲁迅的精神实质是创造第三种时代，即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这是鲁迅始终的理想，后来鲁迅支持同情共产党，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正是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中。可是同周扬等人一接触之后发现了问题。梅志先生有一段回忆的话：“有人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吗？我说是的。你们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吗？知道。那么你们反周扬不是反党吗？我不敢吱声了。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原来如此。经他用推理法这么一推，我才恍然大悟。”鲁迅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都是深恶痛绝的，能不与周扬发生冲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