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关注韩愈诗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自幼勤奋好学，25岁中进士，29岁始登仕途，历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贞元末年，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役，贬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曾随斐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 迁刑部侍郎。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官至吏部侍郎，享年57岁。卒谥文，因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推崇儒学、排斥佛老；提倡散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他的散文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两汉以来的优秀传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结构严谨，说理透辟，语言精炼，文风雄奇奔放，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诗歌也气势磅礴，笔力雄健，想象奇异，自成一格。著有《韩昌黎集》。其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韩愈的著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毛泽东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启超的文笔作文。到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前清举人）不喜欢梁启超文体，他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爱好，去钻研韩的著作，改写古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并认真地写了读书笔记。他1913年10月至12月所写的《讲堂录》，后面部分主要是读韩愈著作的笔记。其中，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闲已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多篇。毛泽东赞成袁仲谦的“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及“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方法，并努力付之于实践，能背诵许多韩愈诗文，他很快就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阅读韩愈著作。1965年8月， 他让工作人员替他找来《韩昌黎全集》，认真研读之。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篇之多。它们是《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听颖师弹琴》、《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符读书城南》、《南山诗》、《调张籍》等。其中，毛泽东手书过的有三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毛泽东阅读《新唐书·李汉传》时，看到叙述李汉“少事韩愈，通古文，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便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韩愈文集，为李汉编集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对韩愈的崇高评价：李汉因编韩愈文集编得全，欧阳修使其得以流传，便“厥功伟哉”；而韩愈作为文集的作者，岂不更加“厥功伟哉”吗？1965年7月，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谈到：“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毛泽东比较全面地评价了韩愈诗歌的功过得失，他既指出了韩“以文为诗”的缺点，又纠正了一些人对其诗否定过多的偏颇。 1973年出现了“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把韩愈视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将其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韩愈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1976年2月12 日复信刘大杰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韩愈的诗文。除研读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在自己的论文中，都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使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和承继 自古以来，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褒之者有之：唐人司空图《题柳集后》云，“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扶于天地之间。”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东坡云……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清人叶燮《原诗》评曰，“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仍有认为其诗为空前绝后者。贬韩诗者也有之：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言，“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衿其豆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 以上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毛泽东对韩愈的诗篇进行了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全面分析。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北征》，可谓‘敷陈共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这里，毛泽东既批评了韩愈“以文为诗”的缺点，同时又指出韩愈诗有可取之处，不能全盘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写诗方法主要表现为：（1）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 使诗的形式散文化；（2）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 有些违背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3）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写诗。 “以文为诗”的主要缺点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1959年4月15日，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毛泽东说道：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公允地说，韩诗虽有“以文为诗”的毛病，但有些作品还是比较好的，它们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文采奇异，很有气魄，毛泽东所肯定的《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就相当不错。现仅以《山石》为例加以说明，请先看《山石》原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