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重构，带来利益分配的全面调整，造成主体社会角色的转换。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联系的日趋密切，经济、文化、科技更趋全球化，全球趋向“村庄”化。上述社会文化背景，已经促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以及嬗变中的复杂表现形态，导致文学创作在“失范”状态下各奔前程。 承上而来，新时期报告文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直面现实，勇作先锋，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展的表现空间和日益激越的艺术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并一度遥遥领先。总体上说，新时期报告文学因人文精神回归、哲理意味加浓、文化色彩亮丽、人类关怀趋显和个性意识增强等而拥有鲜明、浓烈的现代文本意识。 时空度量上的史诗意识 任何现实都将以历史的方式留存，正如一切历史都曾以现实的方式存在一样。当又一个千年纪元来临之时，新时期报告文学将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道成为历史话语。 辞旧迎新时期的顾盼和迎候心理，往往造成以现实审读为支点的回眸和前瞻意识，而回眸和前瞻间的显性或隐性时空度量，便构成全息视野中的史诗空间。关于该空间的似真性语符文本，必然给人以历史的雄阔感、沧桑感和崇高感。 新时期报告文学厚重而深邃的史诗意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作品善于从事物的整体上把握现实，以透视历史境遇中各种事物已经有的、可能有的和应该有的发展动态。 与以往报告方式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一改传统的线型、单一、平面呈现模式，更多地以集束、集纳方式发起集团冲锋，更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立体面，具有全息性和纵深感。天安门事件无疑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喷发的“井口”，针对这一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除理由的《在“四五”的激流中》、《伟大的瞬间》之外，还有《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系列征文以及杨匡满、郭宝臣合写的《命运》，后者纵横捭阖，时空度量富有弹性，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全景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展示了“四五”运动，给人以完整、清晰感。 跟踪进行时报告文学更能展现社会的流动感，从中，读者可以更为真切地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理由的“栾菊杰系列”——《扬眉剑出鞘》、《续扬眉剑出鞘》、《她今天称杰于世》等，渐进地写出女剑侠栾菊杰从成长成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凡历程。诸如此类的集束式系列报告文学还有很多，如张嵩山的《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和《傻子瓜子衰微录》，历时性地报道了年广久及其瓜子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兴衰浮沉，以点带面，小中见大，在历史的演进中折射出市场经济时代行为主体的开拓与调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也以纵向集束方式历史地勾画出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的渐进线，有突出的时间感和紧迫感。 与此同时，瞄准一点、多维投射的集纳式共时性报告文学也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现代史诗意识的重要承载方式。这类作品的空间感较历时性报告文学更为广阔。如较早关注特区建设的报告文学：《蛇口走笔》、《龙飞蛇舞》、《看这里黄土怎样变成金》、《特区女经理》、《深圳湾的驾浪者》等等，多侧面展示了特区火热的建设场面，塑造了特区人坚毅、豪迈的创业性格。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刘权太的《中国的乞丐群落》等作品，则从特殊的界面和各自的角度剖露了改革潮响中的某些不和谐音，相互补证，相得益彰。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史诗品格尤其表现在80年代以来全景性作品之中。日新月异的生动现实，作家的主体自觉以及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各种读者群落多样化的求知求解心理，使全景性报告文学以大跨度、大容量、大思索的史诗形象成为当今报告文学的新思维。在时空的纵横之中，全景报告文学勾勒出一幅幅20世纪历史领域的现代性记忆和世纪交口活的现实图景，并不时将触须伸向国际视域，显示出跨越国界的世界关怀。《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小皇帝”》、《自由备忘录》、《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忧患八千万》、《百万大裁军》、《大京九纪实》、《八十年代十大战争》、《恶魔导演的战争》、《中国院士》、《百年沧桑——1997年香港回归纪实》等，显然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们视野开阔，握笔如椽，走笔如飞，浩歌长啸，创造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内涵，以其浓郁的史诗意识昭示了未来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光明前景。 对象选择上的平民意识 平民意识是现代意识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对象选择上的平民意识是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社会的世纪转型，传统“领地”意识被颠覆，更多的人沦为平民。人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作为普通一员，每个人都面临着跋涉的艰难，面对凡人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 这反映在报告文学中，就是对传统英雄观念的反叛以及对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民间命题的认同或皈依。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平民意识及写作中的平民路线，可以看作是“五四”以来平等观念的延续和推进。 新时期报告文学对象上的平民选择有赖于这样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意愿。权延赤、毛毛等作家擅长将领袖和杰出人物置于平民环境予以表现，揭开蒙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着意铺写日常语境中这些非凡人物作为常人所具有的各个生活层面以及内心波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毛泽东、邓小平，喜怒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种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人物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轻易而自然地接近了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