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文学中，以“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纪实文学”为文体选择趋向的小说创作一时蔚为大观，以1986年“两报现代诗大展”为发轫的当代新诗又掀起了继朦胧诗之后的又一高潮，其强烈的喧哗之声孕育了传统诗歌艺术范式的转型，而当代散文此时却游离于汹涌的文学潮流之外，以挽歌与忆旧为先行主题的散文使散文封闭性与模式化特征更为突出，散文的抒情模式、结构方法、语言调遣等在传统散文的审美框范中循规蹈矩。然而正是新时期小说、诗歌等文体变革发展的先声夺人，“散文解体论”的日益尖锐，迫使散文对自身进行深刻尖锐地反省，对传统散文模式进行多向度的破除，并站在更高的时代基点之上对“五四”传统进行延续承接和域外现代文学潮流“为我拿来”，于是多元展开的艺术变革使“后发制人”的新潮散文崛起于世纪之交的文坛。 比之传统散文，新潮散文在文化反思、主体人格精神、感觉、情绪和意识流的凸现等方面有着大胆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当代新潮散文缍打破封闭自足的生存态势而出现了开放、多元、立体的发展趋向，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时期的空前开放给新时期的文学提供了放眼世界的时代契机，接受、借鉴、横移西方现代思潮一度蔚为时尚，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渗透则加剧了“西学东渐”的传递态势。同时，“文化大革命”的剧烈震荡和商品经济大潮的有力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社会的日益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文化工业化与生活虚假化等等产生的时代巨变给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愈益与以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特征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相类似的发展与生存的社会氛围，虽然，严格说，中国尚未进入真正的前工业社会。因此，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输入和文艺作品的翻译介绍、渴望文学观念更新和致力于叙事技巧实验的先锋派作家锐敏的超前意识、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合使后现代主义在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获得改良之后的繁衍。于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当中，不容置疑地出现了以余华、格非、马原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以对传统小说审美范畴的颠覆，引起了新时期文坛的强烈震荡。中国散文一直以源远流长的传统累积为其扎根生长的厚土，然而既定的传统审美范式又成为其裹足不前的缧绁，正是新时期的巨变与社会观念的更新为散文摆脱这种羁绊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条件。论及新时期的先锋文学，当代散文却总是被拒斥在外，诚然，比之其它诸种文体，散文因袭了较多的传统，是否可以说，当代新潮散文根本就未参与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与先锋文学的构建？作家在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在其散文中即刻便会荡然无存吗？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艺术在创作模式与审美物质方面则回应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我们不敢妄言当代新潮散文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新潮散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化趋向。 本文试就新时期新潮散文的后现代主义趋向进行剖析与描述。 一、崇高的失落与生存的惶惑 正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上帝死亡”“人的死亡”之后一切深度模式均被消解一样，中国当代社会也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随后又在经历着比“文化浩劫”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市场经济”“金钱原则”的冲击与洗礼，昔日人们心中的“崇高”、“终极关怀”“最后的斗争”等观念与信仰均被两次潮流几乎冲刷殆尽，金钱欲望的空前膨胀，使人们不断陷入疯狂的追名逐利的怪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但如果忽视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那么“道德滑坡”“精神失衡”的惊呼只不过是当今芸芸众生习焉不察的必然现实。如果说北岛掷地有声的“我不相信”是对“文革”所造成的混乱的意识形态所做的矫枉过正式的反叛，那么作家王蒙在令人眩目的新时期宣称要“躲避崇高”则是对精英意识边缘化社会现实的自觉认同。中国近现代文学往往被看成中华民族精神历程活生生的展示，那些伟大的作品就是“炸弹和旗帜”，它们炸毁旧世界，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新生，那些伟大的作家就是“斗士和脊梁”，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然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竟突然惊诧地发现：自己正在面临着工业化、商品化的文学的地毯式轰炸。“消解崇高”“无中心、无指向”等甚嚣尘上的口号成为了颇具先锋意识的作家的艺术“箴言”，“过去美和艺术是以激烈的方式亵渎现实，现在美和艺术却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亵渎自身，过去美和艺术是耻于商品为伍并且强制性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美和艺术却乐于与商品为伍并且心甘情愿地卖笑于街头巷尾”（注：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6页。） 纵观当代新潮散文，与传统散文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来自散文主题的突转。传统散文更多关注家国大事，抑或即使抒写身边琐细，也最后象杨朔散文那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政治感为指归。散文家老愚把十七年散文的主题分为三类：回忆中的道德美化与净化、大时代故作高亢的颂歌与抒情、小心翼翼贴近时代的比兴之作。可见，十七年散文实际上是把活泼自在的自我沦为“政治我”，散文三大家成为了远离自我的三条道路的代表，其一度被尊崇的作品留下了时代所期许的可用“崇高”二字概括的抽象指令。新潮散文一扫传统散文庄严肃穆的面容，其主题失去了传统散文先在的确定的指向性，成了一种缺乏社会政治所赋予的深度模式的文化消费品，或曰把过去充满教谕作用的宏阔高远的主题降解为平民化世俗化的文化产品，“散文不再是昔日知识分子占有文化的表征，不再是孤芳自赏式的神秘的利诱，它是被普化的人人可以享用的消费品”（注：张颐成编《破镜的美丽》，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