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像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观，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注：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作为这个历史阶段现代杂文成熟的最主要的标志，是鲁迅的博大精深、永垂不朽的杂文创作，是鲁迅的极富独创性的杂文理论体系，是鲁迅开创的“鲁迅风”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杂文是“古已有之”，但是找不到任何一位杂文作家，能像鲁迅这样，自觉运用杂文这一战斗武器，进行如此持久、广泛、深入、生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能像鲁迅这样，在杂文创作领域开创一代文风，开拓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宽广大道，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如冯雪峰所指出：鲁迅的“杂感”，“开阔了世界战斗文艺的一个伟大的生面”（注：冯雪峰：《文艺与政论》，见《冯雪峰论文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历史证明，对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的理解和态度，即是师承和发展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还是对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仅仅是对鲁迅个人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对这作为现代民族的灵魂和良知以及现代民族的最高宝贵性格象征的认识和态度，甚而关系到中国现当代杂文的命运和前途。 1 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迭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是一场辉煌壮丽的日出。建国之初，社会万象更新，人民欢欣鼓舞，但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缺少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注：胡乔木：《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根本没有认识到有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又是小生产者王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在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是异常曲折艰难，甚而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因此，“新社会刚建立的几年，人们（包括杂文家）大多好意地简单化地把新社会当作一帆风顺地前进、经济高潮文化高潮接连不断的过程，当作一片光明、纯净无杂质的实体，那么杂文也实在不见得需要”（注：张华：《三秦花边文苑·序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另一方面，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消极一面的影响，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1941年底，丁玲、萧军、罗烽等人纷纷著文，倡导在延安写作“鲁迅式”杂文，在肯定革命根据地的前提下，尖锐揭露和批评革命队伍内部的缺点、落后面和阴暗面。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展开猛烈批判，丁玲等人也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和反省。从此，这类杂文在解放区荒凉沉寂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这桩历史公案以及1948年东北局的批评萧军，成了笼罩在建国后杂文创作头上的一道历史阴影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和“文革”的批判“三家村”，在杂文界一再重复的是“以言治罪”的历史悲剧。正如邵燕祥所说：“总之，在‘对于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杂文的写法’没做到‘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以至没有‘废除讽刺的乱用’等等，都属于‘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换言之，即成了敌人。许多杂文作者，从徐懋庸到邓拓，就是这样陷于万劫不复的。”（注：邵燕祥：《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自己的酒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因此，许多杂文作家都产生了“不是杂文时代”的想法。秦似在撰写了一批歌颂性的杂文之后（歌颂毕竟不是杂文的长处），开始把兴趣转到戏剧方面。（注：参见《秦似杂文集·前言》，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公刘说：“解放了，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万分虔诚地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确信‘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和旧中国一道，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我的精力集中于诗。”（注：公刘：《孽缘——谈谈我和杂文的一段亲情》，见《杂文创作百家谈》，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邵燕祥也指出：“解放以后，我业余写一点诗，不写什么杂文了。一是当时少有报刊发表杂文这种体裁的东西。一是我似乎也相信了‘现在’已不是‘杂文时代’，不再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了。”（注：邵燕祥：《与其说是关于鲁迅，毋宁说是关于自己的一些回忆》，见《热话冷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面对当时杂文界沉寂的现状，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的沉默”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于1950年4月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主张“复兴杂文”。黄裳指出，杂文“这一种文体的运用，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是曾经有过极辉煌的成果的，也尽了它的战斗的最大的任务。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意即继承“五四”以来的现代杂文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