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新时期二十年的小说创作，我们所面对的无疑是异常丰富的文学景观，这种丰富性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这二十年来小说创作不断涌现出新的潮流。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新时期以来急剧变化的现代性转换、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及其对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逐步渗透，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新时期小说的历史进程。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段中，来自文学外部的力量甚至会急剧地扩大或缩小着小说的言说空间。但是，文学和文化系统内部的重要因素对于小说潮流的演进显然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一方面，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纵向坐标中，梁启超等近代启蒙主义者在世纪之初所竭力标举并为“五四”及其以后数代作家认真贯彻的启蒙主义小说理念在新时期作家这里得到了自觉的继承，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作家流派及小说潮流亦对后者有着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外国文学对于新时期小说的形成和演进又有着更加巨大的影响。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的小说从新时期之初现实主义的恢复与深化，意识流的引进，中经80年代中期现代派的出现，“寻根小说”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先锋小说的勃起，直至90年代以来的晚生代作家对欧美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几乎“历练”重演了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世界所有重要的小说流派和潮流。现在看来，这些继承与探索自然是有得有失的，本文在探究新时期二十年小说潮流演进的同时，试图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其得失作出一种学术性的历史评估。 一 当新时期文学走过其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文学评论界曾经分别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反封建主义”和“人道主义”来概括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主潮。上述论者的论说对象主要针对的是“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等小说潮流，如今看来，如果充分考虑我国80年代总体上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之中作家的主体动因，我们毋宁在整体上将其视为“启蒙主义小说”。实际上，从“伤痕”到“寻根”的四大小说潮流，其基本主题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导，以及对理性、民主、人道的基本关切是颇为一致的。不过，在具体的小说潮流之中，“启蒙”的重点、思路和深度却又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试图以“启蒙主义小说”对之整合的同时充分尊重原有命名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由“伤痕”而至“反思”和“改革”小说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启蒙，三种小说潮流的更迭明显表现出这种启蒙的逐步深化。“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均是在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思想路线指导之下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批判和对极“左”路线的历史反思中确立“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合法性，这也构成了“伤痕”和“反思”小说最为基本的叙事基础，从而，思想路线之争的叙事模式便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大量的“伤痕”和“反思”小说之中。“伤痕小说”所揭示的“伤痕”无不导因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无论是《班主任》中谢惠敏和宋宝琦们的精神畸形、《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农民们所遭致的痛苦与贫困，还是冯骥才《啊！》所揭示的吴仲义的病态心理和从维熙笔下的“第十个弹孔”，无不是“文革”中错误的教育路线、农业政策以及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迫害所造成的。实际上，像《小镇上的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铺花的歧路》等“伤痕小说”，甚至直接描写了当时的路线斗争。在“伤痕小说”之后涌现的“反思小说”，一方面将前者对于“文革”的政治批判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其主题内涵及书写空间也比前者更为丰富与阔大，但是，表现极“左”路线对于干部、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分别如《天云山传奇》、《绿化树》、《李顺大造屋》等）、揭露其对基本人性（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如《剪辑错了的故事》、《月食》等）的扭曲和戕害仍然是“反思小说”最为基本的文学母题。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之下深入全面地反思极“左”路线的罪愆仍然是其基本的叙事前提。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逐步深入，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注当下，着力书写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改革小说”以“改革／反改革（保守）”的二元冲突作为其主导性的叙事模式（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即使是《陈奂生上城》和《乡场上》、《黑娃照相》等未曾书写“改革／反改革”的正面冲突的“改革小说”，实际上也隐含着改革前／后的对比模式并以此歌颂当时的改革路线。可以说，“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的基本言说正是其所处身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之下主导性的社会政治话语，其所从事的启蒙工作主要还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也就是说，它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在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那里得以实现。正如“寻根”作家所自白的，他们是“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对于“寻根小说”的成因，学术界曾经有过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寻根小说”虽然在1985年前后形成潮流，但在汪曾祺发表于1980年的《受戒》，或王蒙发表于1982—1983年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中已见端倪，这自然意味着“寻根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早已隐现的“寻根”趋向的逻辑发展（注：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有人认为“一时间寻根之吁呼动地而起”是由于对既往文学“过于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反感”（注：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3页。）；还有人认为“寻根小说”的出现“顺应了新时期不断增长的文化认识、探求进程”，是当时“文化热”在文学界的反映（注：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更有一种极端的意见认为“寻根”的口号“并非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过是作家们那种灵感式的冲动的产物”（注：王晓明：《不相信的和不愿相信的》，《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上面这些解释自然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寻根小说”的潮涌无疑导因于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对其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意愿和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实际上，这一点“寻根”作家的“寻根”宣言中表述得相当清楚。在韩少功、阿城和李杭育等人那里，一方面只对“几年前，不少青年作家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的现象作为“完全正常”的“一个过程”表示审慎的尊重，并对他们的“在语言上学海明威，学福克纳”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他们还质疑西方的不能作为“本体”的“方法”，认为“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是局限于十分浅薄的层次里”（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李杭育还对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即理性表现了厌弃：“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理性当作唯一思维轨迹，沿着它用逻辑去达到目的，而将直觉的感知塞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并且每每拿理性来抑制它、矫正它，直到萎缩了它”（注：李杭育：《文化的尴尬》， 《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我们认为李杭育厌弃的是现代理性而不是中国本土的“中原规范”，不仅因其限指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而且还基于其以下的思想认识，即“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这样， 在“东西方文化对流、杂交”的“规模”“空前的深广”和流行着“大批洋货”、“电动剃须刀”、“萨特哲学”（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的今天， 其所未能言明的“理性”自然指的是“现代理性”。在李杭育这里，其所竭力张扬以对抗“现代理性”的显然又不是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而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即“直觉”。在这样一些认识前提之下，“寻根”作家将其文学和文化活动落实于“重铸和镀亮”“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的“民族的自我”（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也落实于“跨越文化断裂带”（注：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重新接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基点上。与其文化观念和文学主张相一致，“寻根”作家创作了一大批肯定和阐扬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人格魅力的作品。象《树王》等小说所张显的自然意识，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杭育的《船长》、《最后一个渔佬儿》、《珊瑚沙的弄潮儿》及郑义的《远村》等所展现的生命原始强力对于现代性的物化掠夺及其导致的生命自然力量赢弱的现象显然有着一定的批判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寻根”作家的文化认同显然又是极不自信的，在80年代中期启蒙主义的总体情境和现代西方文明大规模涌入的历史制约之下，他们的文化“寻根”显然又绝非单纯的文化追怀，作为已被现代文明所深刻铸造并且充分享受其现实成果的文化主体，纯粹的民族身份的建构及民族文化的接续注定要面临困难。这样，便产生了李杭育所说的“文化的尴尬”和阿城的“立论于我是极难的事”的深重感喟：“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多么糟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这里透露出的“寻根”作家民族认同的虚幻性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的偏执与内在矛盾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可以说，当时的文化“寻根”正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又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保守，这种矛盾几乎表现在每一位“寻根”作家的小说之中，无论是韩少功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爸爸爸》）和面对民族文化的“乘兴归去，败兴而来”（《归去来》）、贾平凹“商州系列”与李杭育的“最后一个”系列流露出的失落感和王安忆的《小鲍庄》表现出的“仁义”的衰落，还是阿城的《孩子王》中关于渴望文明的叙述和作为“寻根小说”殿军的莫言的“种的退化”的悲哀，均是其内在矛盾的形象化表现。“寻根小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对其文化和文学史价值评估的复杂性：一方面，其偏执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和创作追求以及对“五四”的“不恭”（注：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使其丧失了后者开阔的文化气度和多元胸怀，也“逐渐生发出一种非批判品质”（注：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3页。），丧失了文化启蒙“战斗性”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其创作实践又显示出愈益接近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伟大传统”（注：王晓明：《不相信的和不愿相信的》，《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前者当属民族传统文化的“启蒙”，是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批判和审思现代思想文化运动（“五四”）及其主张的迷误（如李杭育和阿城所批判的“理性”及“方法”等），而后者却是一种现代思想文化启蒙。“寻根小说”文化理念的错位和文化立场的游移昭示了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困惑和文化危机，但却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爆破力量，它对现代思想文化启蒙基本路径的依循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偶合，而且就整个“寻根小说”而言，这一路径也是不甚突出的。然而，在新时期二十年小说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寻根小说”却有着异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对小说写作深邃的历史文化观照和整体象征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取得，它对此前小说泥滞于社会写实层面的突破与超越及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法的吸纳，均对新时期小说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开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