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发展前景，诗界一直把它视为“焦点问题”，这说明爱诗的人多，关注它的人尤多。但从80年代末以来，它始终在外力的冲压下和自身的矛盾中苦苦挣扎，外力的冲压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这和其它文学品种一样，遭遇是共同的；但更主要的是它自身存在着若干矛盾。如反映重大题材以体现时代精神还是抒发诗人的闲情逸致和瞬间感受；是以抒情为主旨还是要揭示诗人的智性思维；是以现实主义方法去描绘客体世界为主还是以新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方法去展现诗人的内心世界为主；是以发展新格律和古体新诗为主还是以自由体为主。此外还有长诗与短诗，语言的明朗与婉转，抒情特色与叙事品格，崇高与亵渎，歌颂与暴露，审美与审丑等等，可说是矛盾迭出，五花八门。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矛盾大概有三对，即“大与小”：写重大题材与写闲情逸致和瞬间感受的矛盾；“外与内”：重在描绘客观现实世界还是重在展示诗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整与散”：在诗体形式上是向格律化靠拢还是向自由体进一步发展的矛盾。诗坛上多年来正是围绕这三大矛盾争论不休，而且双方都把各自的艺术主张同新诗的生存与今后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因此，对诗歌内部这三大矛盾能有统一的正确认识，并能合理地加以解决，才能使当代诗歌顺利地进入21世纪，逐步走向繁荣。 大与小：反映重大题材与写诗人的闲情逸致及瞬间感受 从理论上讲，这本来不应该产生矛盾。因为诗是诗人用自己的感觉神经去观照大千世界，当然也包括自己一时一地的随时感悟，这要看诗人自己掌握的诗的素材是属予社会重大问题还是个人的小情趣。只要是用心灵去写，都会有好诗。但是，在当代诗坛的创作实际中，却往往因一时舆论之导向而出现偏颇。当诗人们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重视重大社会题材的写作时，往往乘势出现一些新的“假大空”诗作，而排斥了某些具有小情趣或诗人写瞬间感受的作品，从而引起读者的不满；反之，这后一类的诗一多起来，又往往忽略了对重大题材的反映。朱自清在《新诗的进步》一文中，有一种看法值得我们参考，他在1936年针对写不写劳苦大众生活的争论说：“这种争论原是多少年解不开的旧连环。就事实上看，表现劳苦生活的诗与非表现劳苦生活的诗历来就并存着，将来也不见得会让一类诗独霸。”（《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版）我们以此来对待写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思路就会更为开阔。事实上近些年来，这两方面的诗作皆有佳品，当然也有某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在写重大题材方面，王久辛的《狂雪》（《狂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香港火凤凰》（《香港火凤凰》，当代文艺出版社）当是成功之作。《狂雪》以诗人独特的艺术感受，以当代中国青年的心态去铺叙30年代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事件，同时把诗人内心的悲愤之情投射到日寇侵略者残杀中国平民的一个个典型事例上，激荡起人们的良知和感情的共鸣。艺术上则时空跨度大，气势宏伟，达到了情——象——智的恰当结合。虽然某些段落尚可斟酌，但总体说，确是一首真正的“大诗”。当然，它距离走向史诗的要求尚有很大路程，但它却为诗歌写重大题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香港火凤凰》则把香港百年的兴衰凝聚于诗人对香港回归的激情中，以感情驾驭形象，摆脱了政治说教和叙述过程，如开篇这样的句子：“掀开中国近代史／手 当即被灼伤／眼 也被烧得通红／那粗粗的一行行／不就是一门门／列强巨炮／那密密的一字字／不就是一颗颗／鸦片弹丸／那黄黄的一页页／不就是一张张／大清国耻”。诗人没有泛泛地去讲述香港百年的屈辱史，而是以强烈的感情火花照亮一个个具体的物象，这就给人以内心的震撼。遗憾的是某些同样写香港回归的诗，则仍难以摆脱讲述政治事件，阐释思想意义的窠臼，把诗推向了“政治传声筒”的尴尬境地，这只能是报刊领导部门和宣传部门的需要，而不是诗歌读者的需要。在此情况下，人们宁愿去读那些带有个人情感体验的小情趣、小景致的“小诗”了。当然，题材的重大并不意味着篇幅的长，短小的诗，同样能揭示重大的题旨，同样能以极简炼的诗行包容巨大的思想内涵，而做到这一点则是更难的。这方面仔细寻找，也有佳作，如诗人李健葆的一首写香港回归的《心上》（《光明日报》96.11.2），就把一腔激情浓缩再浓缩， 别开生面地创造出感人的诗境。如写香港的过去：“暗夜／从心上流出／一条香港／屈辱的泪河／流不尽怨愤／一百五十年／长夜真长”，而写香港回归则是“黎明／依依香港／又回归心上／涨满思念／循环着亲情／融入黄河／涌进长江”，短短两节艺术地展现了香港以往的屈辱和回归祖国怀抱给人们带来的欢欣。此外，还有一些写环境污染和反腐倡廉的诗，有的也折射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智慧之光。但佳作寻觅起来就更为困难，作为文艺报刊特别是诗歌报刊的负责人，理应用突出的篇幅刊载关注着社会重大问题的诗作，但约来的多是应景之作，读者往往到报刊的后半部去寻找耐读的诗。这自然不能归罪于编辑，更不能归罪于读者，只有唤起诗人的责任感并紧紧地把握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才能出现更多更好的“大诗”。 所谓“小诗”，并非指诗体的短小，而是指诗作反映的内容的场景有别于“大诗”所把握的重大社会问题，它多半是诗人一时一地的点滴感悟或刹那间的情绪闪现。对这类诗决不能因为是诗人狭小感情体验的表露而轻视它。这里有对一花一草的歌咏，有对亲情爱情的赞美，有对日常事物的兴味，有对往事的片断回顾。真正有价值的小诗，读者尤为欢迎，因为它们更容易使读者产生某种情感或情绪的共鸣或回应。这方面的优秀作品近年来更有增加。写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的，如张万舒的组诗《人生十行诗》中的《月》（《人民文学》98.2），就颇有情致：“上缺一半／下缺一半，／缺与缺的切合，／每月总有一次圆……／常作问号，／挂于上天，／不厌其烦——／昭告多事的人间：／谁也不会常亏，／谁也不会永满……”作者以月作为阐示哲思表达感情的载体，使读者感受到对某种人生经验的感喟。写花草的，如青年诗人巴音博罗组诗《敬畏》中的《菊》（《人民文学》97.10 ）就有细腻新鲜的观察，写得很有生气，作者先把菊的开放写成是听见号手的金嗓音在晴空吹奏，使金菊在秋阳中开放，接着又以生动的比喻写出它开放的状态，“接着我看到无数芳香秀美的手指／相互围绕着编织／生者和死者的幻梦／当簿云散尽，雷声远遁／这些编累了的手缓缓张开／／里面，是那颗紧护多年的心／在光芒中颤动”。诗人把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切体验进行了艺术上的升华。写昆虫的如张新泉的《飞来一只蜻蜓》（《鸟落民间》，成都出版社），以蜻蜓的不谙世事，纯真无邪，衬托出人生社会中的险风恶浪，诗人说它是：“一架有生命的直升机却喜欢自然优雅的静／它飞不高，高处不仅寒冷／而且风大，风中有啸叫的秃鹰／其次是蜻蜓好奇，不谙世事／处子般这里看看那里停停／刀刃它也敢站上去／它熟悉善良，却不认识陷阱”。诗人从细微中著墨，从一只小昆虫的到来，引发出对人生社会的某些感悟。写乐器的，如郭廓的《钢琴》（《诗刊》97.9）：“无数 星夜与白昼／在灵巧的十指下沉浮／／星辰彼此冷眼相望／而日月升落有序／／直到心脏被琴键撞碎／从此便不再计较荣辱”，这儿明是写琴，实是写人。以黑白键比喻日夜，以按键起伏暗喻为日月的升落，颇为新颖，同时还蕴含着一种“鞠躬尽瘁”的精神，尤耐人思索。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喻人咏物的小诗及诗人瞬间零星感悟的小诗，必须有一种以浅见深、以小见大的艺术追求，不然就流于浅薄的个人生活的自叹，轻不起咀嚼，当然作者有权利随便写，但是却不会使读者受到什么启发。这方面老诗人雁翼和雷抒雁也有佳作。雁翼的《商人悟语》（《诗刊》97.5）对商品大潮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作了生动的披露，如其九：“从钞票围困中冲杀出来／走进山水的欢笑／树的呼喊／再回头，看／钞票本来的面目／让人惊魂”，内里有一种摆脱尘欲、返朴归真的追求，言简而意深。雷抒雁的《春天》（《踏尘而过》，解放军出版社》则调动了奇特的想象，写出了一种春天到来的欢快情绪，“跛脚人的假肢／也要发芽了／／节气一寸寸／向上浸淫／／当笑容在脖颈以上／开花的时候／／我们却傻傻地望着太阳／浑身像泡在温水里。”几组独特的意象，蕴聚着勃发的生命力。此外，像重庆诗界发起微型诗创作的穆仁、林彦、蒋人初、白莎、邹雨林等老诗人，也都写了不少精彩的小诗，并有理论上的探讨。广东已故的老诗人易征，生前同杨光治等诗论家倡导编选一本《过目难忘》的短诗选集，正是对诗坛应创作精粹短诗的一次鞭策。可见小诗、短诗，只要是诗人呕心沥血吐出的丝，就必将结成丰硕的茧。可怕的是平庸和言之无物，正如大诗的空洞说教和言之无物一样，都是诗人心灵中的敌人。由此可知，“大与小”客观上存在一种矛盾状态，偏爱者甚至互相排斥，但如果是诗人生命中流出来的诗句，不管大小，社会都是需要的，因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本来就存在差异。但如果是敷衍成篇或应景之作，不管大小，都是诗坛上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