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的文学流派，也许是理论界歧见最大的话题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新时期文学现象错综复杂、缤纷万态；二是文艺理论界对文学流派的界说见仁见智、各执一端。鉴于此，我们对文学流派的划分、确定持审慎态度。我们赞同唐弢先生的观点：“谈流派一定要从风格上看，以风格为基础。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家，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流派。” 新时期初始，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的大突破，共同主题造成了社会大轰动，文学专注于思想层面，作家更倾心于文学的教化功用，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充分地显示出思想潮流的特色，但却较少见有文学流派的出现。（因特殊的历史、文学原因而形成的朦胧诗派是个例外）这是自然的。当文学忙于适应社会需要去反思历史、还未发展到本体意识觉醒后去反思自己时，艺术风格的个性化、文学流派的生成就只能是一种潜在。 1984年后，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思想突破、艺术探索阶段之后，进入观念变革拓展期。随着作家们艺术个性的一段时间的坚持不懈的探索、实践，文学流派开始出现。 新时期小说中的一个流派是文化寻根派。其主要成员有阿城、郑义、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李锐、朱晓平等；代表作有《棋王》、《老井》、《爸爸爸》、《异乡异闻》、《厚土》、《桑树坪纪事》等。此派形成于新时期文学的文艺观念变革阶段，与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化热”大致同时，1987年失去流派气势。 尽管文化寻根派没有社团、宣言，没有地域性，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学流派。因为他们自觉地以表现民族文化（包括楚文化、晋文化、吴越文化、秦汉文化）为己任，不仅公开打出“寻根”旗号，而且各自以其文学创作实践之。这些作家均注重表现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或在生活的直感般的艺术世界中执着追求那沉眠于文化土壤中似乎凝固着的民族伦理、道德，或重在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心理、封建陋习。他们在选材上也呈现出共同特点，或写边远村落、楚国故址，或写太行腹地、秦晋遗风。没见有写城市、写工业的。他们共同的创作兴奋点是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为审美情结。 文化寻根派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文学的发展链条寻踪，推动其聚合成派的动力有三：风俗画小说，人化自然作品和“知青文学”。风俗画小说触发了“寻根”派的“文化”观念；人化自然小说给予“寻根”派营造文化氛围的艺术途径的启示；而知青文学则暗示了古与今、城与乡之间的“距离”在审美上的意义。（寻根派多为“知青”出身）从文学的现实状态分析，寻根派既是对前段政治反思的作品肤浅、皮相地描写生活不满，因而提出寻找民族文化之中埋得深深的文学之根的文化反思要求，也是作为某些作品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时游离于中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历史之外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把文化引入文学，使文学在文化中得以深化，其美学意义是重大的。 但需得注意的是：在思想上，寻根原是为了使文学创作深入，而不应是谋求对现实的遮蔽；当文学寻根派尽力地标榜“远”（村）、“老”（井）、“异”（乡异闻）时，这一弊端就有所暴露了。在艺术上，寻根派以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为特色，但民族性并不等于封闭性，而且寻根派作品事实上也渗透有外来文化（如拉美爆炸文学），它仍是文学观念变革的产物。 新时期小说中形成的第二个流派是中国现代派。它出现于新时期文学艺术探索的转折阶段，代表作家有刘索拉、徐星、莫言、马原、扎西达娃、残雪以及后起的余华、格非等。代表作品有《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红高粱》、《冈底斯的诱惑》、《西藏，隐秘的岁月》、《山上的小屋》等。这一流派的成员多为年轻人，也许正因此，他们较少受传统创作理论的浸染，现代生活意识在他们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心理上的裂变，现代派的特点近乎天然混成。此派以对外开放为时代背景，80年代前期文学创作中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为之奠基，大致形成于1985年，1987年后呈现出颓势。 中国现代派在文学观念上以反叛传统为基本特征；思想倾向偏重吸取非理性；审美趣味寄托于主观世界，倚重心理而轻视情节，重表现形式而强调形式即内容；艺术手法上多用意识流、荒诞、变形、象征、隐喻、内视角、反规范的语言等等，因之也往往体现出黑色幽默格调。 现代派原本是西方一战、二战以后，五光十色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的总称。因此从理论上说，把中国现代派作为一个流派就会显得有些勉强、庞杂。但考虑到这批作家毕竟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传统迥然不同的思想异质、美学趣味、艺术手法，所以尽管存在小说中中国现代派的下属派别并不算多、各支派作家队伍不算大、各自的艺术风格还不算十分鲜明等实际情况，我们还是把这些文学支派合称一派。此外，西方文论家们对“现代派”的界定也存在严重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新思潮，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尽管两者并非截然可分）。事实上他们是在两个理论层面上来指称现代派：思潮（如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和手法（如意识流、表现主义）。鉴于此，我们也尽量综合此两种而划分中国现代派。如王蒙、宗璞等人，尽管曾较早尝试、运用过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但从其整体风格而论则不纳入此派。 中国现代派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如果没有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民与经历了“二战”后欧美国家人民共同的心理机制，那么文学上的任何共鸣便完全失去现实基础；从时代坐标看，我国谋求四个现代化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崇尚科学的精神对文学产生了冲击，迫使它更富创造性、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从文学演变规律分析，如何拓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如何深化现实主义是长期未能解决好的大问题，文学要发展、要深化就必须有对立面的竞争和转化，有量上的自我否定才有质上的自我超越。中国现代派的出现正迎合了这一时代要求。此外，中国现代派首次对长期受到冷遇的五四时期以来的一种进步文学思潮采取了明确的认同态度，这就沟通了一度淤塞的中国文学发展渠道；同时又大为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并有效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它在文学观念上，充分表现了变革时代的意向和特点，从而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醒目的路标，对以后的文学所要走的道路发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