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20年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相较建国后“文革”前的17年时期，变化之大如同霄壤。其间一个重大变化是小说创作流派现象醒目而实在。以出版为例，各种具有流派性质的小说丛书就不少。如时代文艺出版社80年代末曾推出一套“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内有“民族文化派小说”、“结构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等。中国华侨出版社90年代中期则推出“新生代小说系列”，收有张文、何顿、毕飞宇、鲁羊、徐坤等八位青年小说家的集子。以评论界较流行的提法来看，“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的流派特征是较显著了。若再细致些，诸如“知青小说”、“大墙小说”、“留学生小说”、“新都市小说”，也多少带有流派性质。至于早期相继出现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固是阶段性的划分，但从取材和创作风格的相似性来看，亦有某些流派的痕迹。 毫无疑问，划分文学流派是一种相当复杂而往往又具有游移性的定位。从理论上讲，文学流派的构成有其基本条件，诸如须有创作群体、创作风格相似，创作观念接近以及取材有共同性等表现。但事实上有这么多的相似性是很难的。就拿现在已逐渐得到承认的“新生代小说”流派来看，同属此列的那些青年小说家，创作风格其实远非一致。南京的韩东、鲁羊和朱文，广西“三剑客”的东西、鬼子和李冯，各各的创作风格并不很相似，甚至差异颇大。但他们之所以被网进“新生代小说家”，却又是不无相同相似处的。和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那代饱经政治磨难的作家比，与梁晓声、张承志、阿城、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等知青作家比，“新生代”小说的创作群体显然有自己的共性特征。而王蒙们与知青作家群，同样也有他们自己的群体特征。 由此我们只能说，文学流派确实存在，但又是相对而言。比如从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张贤亮被号为“大墙文学之叔”，“大墙文学”就是一个不大的小说流派。然而此流派的为首者从、张二人，创作风格又并不相同。我们只能说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者，“大墙文学”的小说家们取材相近不必说，忧患意识浓烈、社会责任感特强、苦难意识突出、审美观念接近等就是群体共性。异者，则每个作家又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认知。从维熙的“大墙小说”追求现实主义写法，重视情节的铺陈、人物的典型性和理想主义的抒情；张贤亮的“大墙小说”则具有浓郁的西部地域色彩，追求诗化与哲理的结合，语言较为华美。我们只要将从的代表作如《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雪落黄河寂无声》、《风泪眼》等，与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烦恼就是智慧》略作比较，两位“大墙文学”的领头人的创作风格就显见有所不同了。 划分文学流派的相对性，还表现在新时期小说流派相当活跃而群体结构又比较松散。远不像现代文学史上“文研会”和“创造社”或“新月派诗人”等文学团体、文学流派那样，既有群体组织，又有共同宣言，而且常常共同从事实践性的文学活动。如由穆木天、杨骚、蒲风等人发起和创办的中国诗歌研究会，又是群体组织，又有共同宣言，又办团体刊物，社团性质与文学流派性质便融为一体。而新时期小说流派则不是这样。从流派作家说，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形成流派的自觉意识，甚至根本没考虑这点，而是各走各路的客观上形成了某些创作共势。另外，正是由于不意形成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时常变动不居，致使流派更显松散。同一位作家，此时可能属“先锋派”，彼时又可能走入传统写法，并非一成不变。如此等等，使人们的划分流派更是具有相对性了。 二 关于新时期小说流派的划分，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争论多、疑点多，没有权威性。结果只能是各行其事。首先是评论界的人们互不买帐，你划你的，我说我的，各弄一套。比如对“新写实主义”的划分，争论就很激烈。有人认为这一小说流派肯定存在，有人则坚决反对。又如“新状态小说”的提出，质疑者就更多了，不少人认定划分者是“商业操作”，大有哗众取宠或无事生事之嫌。其次是评论家和作家的矛盾。评论家给作家定位于某某流派，作家却不认可，甚至以为是毫无根据的胡来。在评价谁是“新写实主义”作家时，不少被归为此列的作家纷纷反对，以为自己并不属于什么“主义”或哪个创作流派。 争论与矛盾的产生，主要根源也就是我在前面部分所列举的。的确，当人们热衷于划分小说流派时，划分也实在是相当艰难。不能确定的因素太多，活跃的成分太多，划分的尺度与角度又不一样，疑窦当然就难免产生了。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新时期小说流派的划分现象？应该如何面对这方面的聚讼纷纭？我想有这样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划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性，也就是划分小说流派时要从创作实际出发，要看看或这或那的流派是否真正形成了或至少具备了相关的主要条件。尽管我认为划分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但过于急躁总是不妥。急躁划分，容易导致混乱并造成假象。于此，特别要防止哗众取宠不负责任的“商业操作”。“炒”不但制造不出流派，最终还会破坏流派形成的可能性，实事求是才能避免主观随意性。同时，也不必太在意作家的认可与否，因为客观性要求的是作品的实际状况和客观总结。简言之，应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以作家个人宣言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