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 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上篇：解放之声与进步之声 “七月”诗派诞生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解放之声一直是“七月”诗人奉献给时代的战歌的主旋律。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与持久，以及人们无法想象的艰苦卓绝，抗战初期为高涨的民族解放情绪所掩蔽的，现实生活中的腐朽、没落的一面，便日益暴露了出来。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方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干扰。是以“解放”掩盖其他矛盾，还是坚持进步，揭露黑暗，促进解放，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共同面临的抉择。作为一个清醒的、坚韧的艺术流派，“七月”诗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由他们的理论代言人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战争不但是为祖国底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为祖国底进步的斗争，不，应该说，正因为战争是不经过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就不能达到的为祖国底解放的斗争。那么，这一个对外抗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发展过程”（注： 胡风：《民族战争与我们》，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1945年重庆希望社版。）。这种坚持解放与进步相统一的、辩证的、深刻的、继承与深化了“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的认识，在“七月”诗派抗战中期之后的作品中，常常得到鲜明的艺术体现，凝结为“七月”战歌的另一个主旋律：进步之声。 曾以极为高亢的音调，写过《祝中原大捷》的庄涌，又以无比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解剖着战时的“陪都”： 重庆，你长江身上的一块疮，／现在又来了一大批下江化装师，／用脂粉掩饰你的内伤，不见红肿！／血腥的黑夜，／再捆一道矛盾的绳／我不懂你怎样再忍耐生命的惨痛？！（注：庄涌：《朗诵给重庆听》，《突围令》，1947年上海海燕书店版。） 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之初，诗人敏锐地看到大后方腐败的“内伤”——“贫穷，破乱，凄惨，黑暗”，“鸦片，麻将，盗贼，娼妓……”。诗人愤怒地发问：拖着这样的“病体”，怎么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里对于文过饰非的“下江化装师”的痛斥，也正是对于一场严正的、刮骨疗毒的、坚持进步清除腐败的“内部发展”的企盼。 如果说，庄涌的这类揭露黑暗、痛陈时弊的诗篇，还带着较多的抗战初期的痛快淋漓，因而略嫌刻露、浮躁的话，那么，抗战后期出现的这类作品，就显得含蓄、深沉得多了。绿原写于1944年岁尾的长诗《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竭力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条分缕析地披露了大后方“阳光下的罪恶”。这首诗的第3节， 写的是“例如，每次空袭解除了，庆祝常常比哀悼来得更热烈……”。尽管街道扭曲了，房屋“飞升”了，电线杆上挂着横飞的血肉—— 不过，大体说来，这光荣的城不容易屈服！／几分钟后它又美丽地抬起了头：／男人照样同女人吊膀子……／电影院照样放映香艳巨片……／理发厅照样替顾客挖耳粪……／花柳专科医师照样附设土耳其浴室，奉送按摩……／绅粮们照样欢迎民众们大量献金……／保甲长照样用左脚跪在县长面前，用右脚踢打百姓：如此类推，而成衙门……／译员们照样用洋泾浜英语对驻华白侨解释国情……／公务员照样缮写呈文和布告……／报纸照样发表胜利消息，缉拿和悬赏，更正和驳斥……／可怜的学生照样练习他们的体操：立正、敬礼、鞠躬、下跪…… 一切都“照样”。前方将士的殊死战斗，后方同胞的濒临绝境，对这个腐朽的社会似乎都毫无触动。诗人好像写得很平静，但这平静的冰山下面奔涌着巨大的愤怒。正是这平静的愤怒调度着、梳理着蜂拥而至的诗的意象，把诗人自己的，也是亿万普通中国人民的“平凡的感受”、“平凡的悲愤”，组织成“痛切的控诉。”“一样地是反抗现实，但有的人只是用抽象的理想来保护自己，以能够在那里安居的幸运来藐视现实的红尘，有的人却非得踩着现实生活里的荆棘开拓道路不可。”（注：胡风：《〈希望〉编后记》，《希望》第1集第3期，1946年3月。） “七月”诗人们显然属于后者。无论是艺术思考还是美学呈现，他们都充分显示出拓荒者的姿态，从“现实生活里的荆棘”丛中抽象出一些曲隐的、耐人寻味的吟咏，开发出一种深幽的、悲凉的诗美。 请看他们笔下一段中国现代史上“密云期”的“冬天”： 肺结核菌／成团的飞滚着／人们闭紧嘴／不敢呼吸 有人按着胸口，低声的咳嗽／有人窒息得脸发青，像煤块／喘着气，成群的倒下 （朱健：《低云季·沉默》）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低云季”，启齿获罪，动辄得咎。谵妄与荒诞，成为统治者认定的行为逻辑： 我不举起我的拳头来／你说我是植物／到一举起拳头来／又说是太阳系的破坏者／——总之，一张口就看清楚了你的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