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曾这样说过：“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探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及整个生命。”（注：苏童著：《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在写作中所倾注的激情。特别是他充满激情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摹写世界的欲望。这些，幻化为独特的文学形象、文学感觉，构筑着他那神奇的小说世界。可以说，在小说这座迷宫中，苏童投入了生命的激情进行艺术的探索，这一点，似乎比他同代作家更多一些执著，更多一些心灵感悟与理性沉思的交接，而少些先锋意味的技术性叙述狂欢。因而，我们没有将其简单归入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等“先锋派”行列，而是重视其小说探索的先锋性精神，关注他“会流动、会摇曳，会消隐，也会再现”（注：苏童小说集《妇女乐园·序》。）的风格魅力。本文要探讨的是，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想象、激情与意象对其小说的文体风格、切入生活的视角选择、话语表现方式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对作家个人审美思维触角的观照上，获得对苏童小说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一 黑格尔认为，“艺术创造最杰出的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而“属于这种创造活动的首先是掌握现实及形象的资禀和敏感，要熟悉心灵内在生活”。（注：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2页。） 苏童的想象是创造性的，是心灵化的。想象和激情激发着他的写作，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架设着一座座彩虹般的浮桥。苏童依靠想象写作，他崇尚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的关于写作是“幻想、自传、讽刺、忧伤”的原则，他总是试图闯入陌生的空间去体会一种占有欲望，一种入侵的感觉，想闯入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认为这与他的现实生活有一个客观距离，但在感情上恰恰投合，兴趣与距离导致他去写作，而这种距离恰好激发他的想象力，“想到他人身上体验一种东西，这种体验写出来就是小说”。（注：《没有预设的三人谈》，《大家》1996年第3期。）苏童的小说写作也颇符合他喜爱的俄国流亡作家纳博科夫所说的意蕴：“小说应当如小说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解”，而且是“对自然、现实、先验的逻辑的反叛。” 苏童写作的敏感点和兴奋点正是源于这种想象与激情的一种反叛性体验，对生活深邃的心灵体验。具体地说，苏童切入生活的方式是通过三个表现视角实现的，即“少年视角”“女性视角”“男性视角”。其中，“少年视角”这一类小说，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作品如《刺青时代》、《舒家兄弟》、《桑园留念》、《游泳池》等，可以看到是最贴近他生活经历的“自传体”系列，而同是“少年视角”的《我的帝王生涯》、《南方的堕落》、《1934年的逃亡》以及“女性视角”写作的《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还有“男性视角”的小说《米》等均可看作是苏童想象性体验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是苏童纯然虚构的文本。这位60年代初出生的小说家对30～40年代的生活情有独钟，其超验性的表现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独特的个性魅力。苏童对陌生的生活进行着一次次“窥视”和浪漫玄想。 那么，苏童想象、虚构文本的激情源于哪些心理的、文化的、情感的渊薮呢？ 他的小说在最初就不同于先锋派的彻底实验性倾向。他坚持至今的激越的情感与浪漫抒情风格，与那种实验性技巧操作和语言狂欢不可同日而语。苏童更偏重于依托情感、情绪结构小说、制造氛围。为此，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是从客观上讲，苏童作为80年代后期进入写作的小说家，其自身经历、文化底蕴，与前几代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相比，有相形见绌的匮乏，具有“历史的晚生感”。（注：参阅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留给他的是没有历史、没有现实、没有文化，只有孤零零的自我感觉。而且，这个“自我”还被空虚、苍白的无聊记忆所缠绕。所以这种对社会的、人生的、个人的情感体验在遭致长期禁锢之后，必然在心灵获得自由的时刻奔腾狂泻，在时代给他提供自由写作空间，开始他作为“梦幻的孤独的个体”（注：参阅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而写作。因此，苏童首先满怀深情地叙述自己的童年记忆。《刺青时代》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写实。对主人公少年小拐遭遇的描述凝聚着苏童对同龄人匮乏文化、荒芜心情的追悼，抛洒着令人战栗的几掬清泪。《桑园留念》这个短篇，苏童多次提及表示自己对它的怜爱，其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它较早地在小说中含蓄地表现未成熟少年性心理的真实状态。但是，这种接近纪实的叙述仍无法表现苏童更大的抒写欲望，于是，想象的翅膀借助乔装的“历史”在想象天地自由地舒展开来。《我的帝王生涯》是这种想象激情表达的出色文本。在这部苏童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长篇里，苏童真正地进入到自由的梦幻世界。他以一种体验的心态抚摸人物的命运与伤痛，通过少年端白在命运多舛的岁月所经历的崇高与滑稽，选择的无奈，命定的劫数来体会人生的况味。这里渗透着苏童的光荣与梦想，也是他对生存于“文革”乱世无法建功立业的扼腕慨叹与回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苏童试想在对小说中“走索王”生不逢时命运的叙述中，排遣自己心中无限的惆怅。这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文人传奇”，（注：王一川著：《中国形象诗学》，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苏童对少年帝王的描述没有停留在顾念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追求那种通过典型再现社会现实，而是沉浸在个人奇幻故事的虚构之中，并为这种虚构能力而沉醉痴迷。小说表现出他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的强烈欲望，也是对自身在逝去岁月里不能创造生活的一次心灵补偿。我们可以说，苏童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