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私小说对苏曼殊的影响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南社”的重要成员。历来研究者在肯定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时，都指出欧洲文学对他的影响，认为他“在借鉴西洋小说的艺术手法和促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方面有贡献。”（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但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私小说对他的影响。我们说，苏曼殊生在日本，并在日本学习、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写于日本，而其创作时期又正是日本私小说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所以我们研究苏曼殊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既要看到“西洋”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东洋”——日本小说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如果认真考察苏曼殊的小说“文本”，就会发现这种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一、“自叙”的形式

      “私小说”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私”在日文中是“我”的意思，因此，“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自1907年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私小说迅速在日本发展起来，代表作家还有葛西善藏、佐藤春夫、嘉村多、志贺直哉等等。这些作家作品虽非传记，但内容都是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所写。正如久米正雄在《文艺学习》中所讲，私小说“可称为‘自叙’小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

      私小说的这种“自叙”特点明显地影响了苏曼珠。他的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叙性质。尤其《断鸿零雁记》和《绛纱记》。前者写于1912年，是苏曼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有人评曰“知大师者固爱读之，不知大师者并爱读之。盖缘其人可钦，其文可赏，其事实之新奇可喜，其情节之哀艳可感也。然大师撰此稿时，不过自叙其历史，自悲其身世耳。”（注：魏秉恩：《断鸿零雁记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四册。）小说写三郎在日本生下没几个月就生父见背，其母抱幼儿来中国，三年后母返日，养母虐待三郎。雪梅父亲原将她许与三郎，见三郎家运式微亦爽前约。三郎只得至广州常秀寺作“驱乌沙弥”。化缘中巧遇乳母，从作花佣，作东渡省亲准备。雪梅见状赠金了其心愿。在日本逗子樱山寻见母亲，姨母有女静子，与他情投意合并生恋情。母，姨亦极力促成。无奈三郎早证法身，遂舍母姆，并将静子所赠凤文罗简沉于海中，只身返回中国，挂单杭州灵隐寺。一日忽知雪梅已死，与僧友法忍行脚同归，然就村间丛冢遍寻雪梅墓而不得……。将小说证之以苏曼殊生平，其中生母为日本人，后母虐待他，早岁出家，东渡省亲，与静子的恋爱，在海云寺受戒，甚至作“驱乌沙弥”时偷食鸽子肉而被逐出寺门等都是他的亲身经历。苏曼殊自己在小说第一章结尾即写道“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其友柳亚子则曾以这本小说为其作传记。后者《绛纱记》自叙色彩亦浓。柳亚子在《苏曼殊〈绛纱记〉之考证》中认为书中两个主人公“昙鸾和梦殊，都是曼殊一个人的化身。”而书中所述如“余流转乞食，两阅月，至苏州城。一日行经乌鹊桥，细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楼下，闻酒贩言，有广东人流落可叹者，依郑氏处馆度日，其人类有疯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就是苏曼殊自己在苏州的一段故事。柳亚子还“考证”了书中其它人物和地点，认为阳文爱即杨仁山，程散原即陈散原，庄湘老博士即苏曼殊英文教师庄湘。祗洹精舍即祗垣精舍，而“印度、暹罗、耶波提，都是苏曼殊巡锡的地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这些作品都以第一人称自叙身世，真实感人。半个多世纪后姚雪垠在给茅盾信中仍深情地说“我读他的《断鸿零雁记》至今近半个世纪，仍然印象很深……他的《断鸿零雁记》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法上突破了唐宋以来文人传奇小说的传统，而吸收了外

      国近代小说的表现手法。”（注：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二期。）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抒情散文、诗歌，但恪于礼法，殊少有涉及作者隐私，抒写个人身世的叙事文学。苏曼殊在近代能率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把自己的身世引入小说，并不惜“暴露”自己的哀情隐衷，确实难能可贵。故有人评价说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是中国第一人称小说由古代发展到现代的桥梁，或说它“开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的先河。”（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这应是与日本私小说的有益影响分不开的。

      二、感伤的情怀

      私小说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流派，它没什么特定的思想内容，但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主题，即由贫困、疾病、酗酒和恋爱所引起的烦恼。作家抒发的往往是一种感伤的情怀。如葛西善藏一生是在极不安定的状况下度过的，几乎无时无刻不为贫困、疾病、酗酒和爱情的烦恼所折磨。其处女作《可怜的父亲》主人公为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远离妻儿、流落在阴暗潮湿而且周围都是病人的郊区公寓里，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看见金鱼他想起故乡可爱的孩子们，但却只能用酒来打发疾病和不安的日子。苏曼殊的一生亦是凄苦、悲痛的一生。他幼时极为不幸，生下几个月生母就被迫离开。五岁时方为苏家承认“家籍”，却又饱受后母及族人的虐待，以至不得不为生计而12岁出家当和尚。所谓思惟身世“伤心无极”。苏曼殊的一生是集各种矛盾、烦恼、痛苦于一身。他也有过理想与追求，希望献身民族、祖国的革命事业，而黑暗的现实又每每使他心灰意冷、悲观失望。他亦渴望爱情，人称“天生情种”，但又因已出家三戒俱足而只能“热于恋爱而冷于结婚”，一次又一次地与心上人挥泪告别；经济上困窘时多而常发“穷至无裤”的哀叹，肠胃病更时常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所以他在《与刘三书》中称“吾实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最后暴饮暴食，有意自残，终以35岁年华逝世。这种悲惨的遭遇和孤独忧郁的性格使他认同了佛教“人生皆苦”的理论和拜伦悲观、厌世的思想，自然也容易和日本私小说的郁孤、感伤的情调产生共鸣，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绛纱记》是“曼殊用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边哭边写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第396页。）如前文所述，书中两个主人公，昙鸾和梦殊同为苏曼殊的化身。二人遭遇反映了苏曼殊的痛苦与感伤。昙鸾本与麦五姑结成秦晋，后因舅父商业破产了，女方父亲马上逼昙鸾写退婚书“我实告君，令舅生意不佳，糖厂倒闭矣。纵君今日不悦以君请，试问君何处得资娶妇？”而梦殊本为秋云所爱，却披剃出家，云游四方，秋云与友“余”四处寻找，当找至一小寺时，发现梦殊已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