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已经理所当然地得到充分肯定。固然，这首先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一批研究者扎实勤奋的工作和锲而不舍的探索。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始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原则对历史及历史人物进行重新的反思和认识，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在海外及香港的研究成果得以传入的同时，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此期间编写的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注：参见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有关章节。），重要的研究专著也已面世，如由青年学者、沈从文的忘年交凌宇撰写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版）和《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尚有大量研究论文见于《新文学史料》、《吉首大学学报》的沈从文研究专栏、专号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刊物。1988年吉首大学还发起举行了全国“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并编辑出版了研究文集《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宏观历史文化角度着眼，微观作家作品研究入手，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艺术创作个性、思想文化内涵作了初步论述，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道路。 9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热潮中涌现出吴立昌、韩立群、邵华强、贺兴安、赵学勇、黄献文等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沈从文研究学者，对上一时期初步建构的研究框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充实和巩固。一方面数量空前的单篇学术论文见诸各类学术刊物（注：《吉首大学学报》在1991年第1期、1993年第9期、1995年第3期次第推出“沈从文研究专号”，为展示其研究成果较集中者。）；另一方面，各种沈从文传记、评论、资料汇编专著得以问世（注：除国内学者的众多著述外，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八十年代撰写的、沈从文研究中上第一部传记《沈从文传》也由时事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了中译本。该书附录的著作年表收沈从文作品736篇，篇篇都有详细考证，有些作品在当时国内系首次披露，学术资料价值较高。）。这些研究成果数量多、覆盖面广，在已初具规模的作品研究基础上，对作家的主体研究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较为开阔而合理的学术格局。 本文拟对90年代沈从文研究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与概括。 一、以揭示沈从文的独特性为指归，以背景探源和思想剖析为主要方向——创作主体研究向纵深推进 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文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90年代的研究者从这些课题入手，突破以往普泛的“乡土作家”的单一定位，着力探索沈从文的独特个性。 （一）背景研究 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和家庭身世等，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背景因素，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在研究中“背景”成为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广义概念，它既包括作家人生经历中具体可感的环境、事件，又包括作家精神世界中传统文化因子的凝聚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沈从文早年成长阶段正处于这个世家式微的时期。如何看待其家世给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正是显赫家世养成了他的优越感，这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在作品中体现为“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以及“梦中的爱情”，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注：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由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注：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而金介甫先生则干脆说：“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注：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总的说来，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但从生活基础到精神基因都为他准备了一定的土壤，于是结出的硕果也就自然带有了兼具光荣和失落的“述祖”意识，也表现出富有将门色彩的雄强气质。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开端时，朱光潜先生便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注：《花城》，1980年第5期。）的确，沈从文独特的民族背景（按照金介甫的记述，沈的祖母属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是理解其创作的一把钥匙。较多的评论者认为，民族意识（主要是苗族意识）对沈从文的一生都有影响：首先，他作品中悲悯、忧郁的基调与历史上备受欺侮磨难的苗族深重的忧患意识是和谐一致的；其次，苗族在长期遭受异族歧视下形成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与回归愿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他不仅在作品中用苗语作标题和点缀，还热情地对苗族的生活极尽美妙铺陈；具体描写上，沈从文那种对灵肉结合的勇敢歌颂、对水与犬的亲和也都得自于苗族的某些“集体意识”（注：吴曦云：《沈从文的创作与民族意识》，《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沈从文表现出一种“湘西式的孤独”，即“湘西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文明’的暴力摧残、金钱腐蚀，‘神圣事物’被亵渎从而顽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悲剧性抗争，它不仅体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这一人类文明史的永恒课题，而且更以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昭示着独特的文化价值。”（注：彭晓勇：《民族生命元气的执著追求——沈从文小说论》，《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4期。）但另一位学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乡土作家，实难称民族作家”，他在心态和立场上始终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看待苗族的。一方面，在确定自己族属时沈从文曾几度反复说明表现苗族文化只是他“在文坛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强有力保证”和“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在他的湘西世界里，紧迫的问题不是苗汉文化冲突，而是城乡差异”，他并不太关注“苗汉文化间极富潜在意义的对话”，而是以地域特征消解民族文化特征，这在他后期创作中尤为明显。（注：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化源泉是一种以苗族文化为主的“小乡城”文化，它处于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苗族文化、汉族封建文化以及后来侵入的资产阶级文化等的复合体。（注：侯运华：《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但是，学者们都不否认沈从文作品中的民俗构* 和原型意味，（注：这种意见比较集中地见于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和赵学勇：《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等文。）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湘西文化因素乃至华夏民族集体意识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