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幽默并非国产，尽管现代中国内忧外患，但是在30年代初期、中期，以林语堂先后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为主要阵地，确曾掀起一股颇有影响的幽默思潮。“中国的寂寞的文坛上，东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幽默大有风行一时之概”（注：郑伯奇：《幽默小论》，《现代》1933年4卷1期。），以至于那几年一度被称为“幽默年”。直至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林语堂赴美，《人间世》、《论语》相继停刊，这股幽默思潮才在文坛上消退。 恰在这股幽默思潮乍起之时，刚从英伦归国的老舍，被宣布为《论语》、《人间世》的“长期撰稿人”、“特约撰稿人”。于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闪耀着幽默光辉的优秀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4)，《骆驼祥子》(1936)，《文博士》（原名《选民》，1936），短篇小说集《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等，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幽默大师，把中国现代幽默小说创作推向了高峰。正如曹禺所指出的：“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先生也可以与之媲美的。”（注：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 作家风格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与个人美学追求的结晶。因此探讨老舍幽默风格与中国现代幽默思潮的关联，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老舍艺术个性的历史生成及形态特征，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一 幽默乃英文Humour的音译，属喜剧美学，笑的艺术。 20世纪初，当中国“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精神”（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Humour才伴随欧风美雨进入国门。1906年王国维首先使用“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的概念阐发屈原的思想和文学精神。（注：《王国维文集》P239。）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正式将Humour音译定名为“幽默”，并加以提倡。 几乎同时，远在英伦讲学的老舍，在寂寞的海外，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5)，《赵子曰》(1926)，《二马》(1928)，一开始便以鲜明的幽默风格引人注目，打破了“五四”以来幽默小说园地一度沉寂的局面，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英伦之行又给青年老舍以西方幽默艺术的滋养。英国幽默大师狄更斯的作品是他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P·G·Wodehouse)、哲扣布(W·W·Jacobs)也都使他欣喜。而乌德豪司和哲扣布亦为当时英国妇孺尽知的幽默小说家。他说：“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正是《尼考拉斯·尼柯尔贝》(Nicholas Nickleby)和《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形式，“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注：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所以，他的早期小说中的幽默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为追求“写得好笑好玩”（注：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以致于像些滑稽舞。 由此可见，20年代中期林语堂和老舍即各自开始了幽默的倡导和创作，虽然他们尚缺乏文学自觉意识，但是为中国现代幽默思潮的兴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二 30年代从《语丝》战阵中退下来的林语堂，联合自由主义文人陶亢德、邵洵美、徐讦等，创办并主编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全力提倡幽默。而在当时高压政策下，“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以断言的”（注：鲁迅：《从讽刺到幽默》。）。于是想要幽默而终于透露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幽默的，便都在同时同地出现了，幽默思潮在中国文坛呼啸而起。不用说林氏主办的幽默刊物，就是不论捧起哪一种报纸或杂志来看，大都总有几篇含着幽默性的文章。 在这时期，老舍由海外归来，获得“笑王”称号，（注：陈逸飞：《老舍早年在文坛的活动》，《芒种》1981年9月号。），自然被列入《论语》、《人间世》等幽默刊物的撰稿人名单，成为这次幽默思潮中的“弄潮儿”。 幽默倡导者们有感于在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系统中，“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统”，认为缺乏幽默是“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所以刻意引进幽默（注：林语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晨报副刊》1924年5月23日。）。短短的几年里，世界幽默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从阿里斯托芬到萧伯纳，从果戈理到左琴科，从长谷川如是闲到鹤见祐辅等都登了场。中国喜剧的传统也在这里很快地考察了一番，从老庄到陶潜，从孔子到李渔，从枚皋到东方朔等都亮了相。倡导者们在世界文化背景上，把幽默推为“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断言：“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作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夸大狂，忧郁症等心理变态。”（注：林语堂：《论幽默》。）给幽默以前所未有的地位，主张“于众文学要素中，注重此一要素”（注：林语堂：《今文八弊》。）。 老舍也借助这一幽默大潮，“用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论辩出自家的价值何在”（注：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引言》。）。他从人类意识出发，认为“笑是有益于身体的”，“笑是有益于精神上的”，从而坚信“以招笑为写作的动机，决不是卑贱的”（注：老舍：《滑稽小说》。）。他对世界文学加以审视，感到“枯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注：老舍：《谈幽默》。），更加认定“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注：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他总结个人创作的成败得失，体悟到离开幽默，“总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婆娘”，失去了“天真可爱处”（注：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所以决心“返归幽默”（注：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尽管当时道统的“正人君子”以其为鄙俗的“野腔无调”颇看不起，左翼的“战士”也“总以为幽默是英国绅士醉饱之余的玩艺儿”，“很不以为然”（注：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老舍的朋友们出于爱护之心，亦常劝他不要幽默。但是他最终作出理性的选择，立意要幽默，且自此以后毫不动摇。可以说，他的小说的代表作，扛鼎作，压卷作，无一不具有幽默风格。这种高度的文学自觉正得益于此次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