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怒其不争”：与民间话语的分野 1 多年来的鲁迅阐释总是努力强调其民间大众话语性质，努力把他描绘成大众群体中的一员，人民大众的牛，好像鲁迅只是统治者的叛逆，而对大众只有俯首听命充当马前卒。直到90年代，还有一些新出版的研究著作在努力把鲁迅打扮成一个自愿自觉遵从工农大众意志的小兵。但是，如果我们走近鲁迅，就不难发现他的话语决不是民间大众的话语，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他的确与民间话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确对民间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也的确密切关注着民间大众的生活，并且对大众有深刻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证明他的民间大众话语性质。他以现代启蒙主义与民间大众划清了界限，“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使他与阿Q、华老栓、七斤和祥林嫂这些大众的代表站到了不同的地平线上。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是以能跻身庙堂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目标，而一旦仕途阻塞，则往往又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隐者之路，归隐山林，超然物外，或者并不真的超然物外而是获得隐者美名走上终南捷径；二是既然不能当诸葛亮，就到梁山当吴用，吴用的前途不可限量，或者通过“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途径走进庙堂，或者通过协助“夺了鸟位”而成为新的诸葛亮。鲁迅与这条条道路都作了彻底的告别。对中国历史的透彻理解和对国民性的深入研究，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主奴之道。于是，不从众，不媚俗，不怯于众势，不淹没于民间，成为鲁迅的一大特色。 鲁迅对大众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总的说，他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这种拜伦式的态度显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且，这种态度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获得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标志。只有“怒其不争”而无“哀其不幸”是非人道的立场。只有“哀其不幸”而无“怒其不争”则是民间大众自己的立场。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不可能像隐士那样超脱，他们关心和同情大众，为大众的疾苦而痛苦，但是，他们绝不是站在大众同一地平线上的代言人，决不是大众意识的“留声机器”，也不是利用大众之力而满足私欲者。这种态度的最突出的代表者就是鲁迅。这种态度与大众保持了一定距离，这距离并不意味着他对民众的轻视，而是因为他知道大众发出的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只有大众真正觉醒并成为真正的“人”之后，真正属于大众自己的声音才能得到表达。 鲁迅前期对民众的态度大概是公认的，他之所以弃医学文，就因为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注：《呐喊·自序》。）《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显示的对庸众的态度人们已多有论及。在五四时期，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责着愚昧的民众的“奴才式的破坏”。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轨道破坏者”，叹息的是“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从的睡沫淹死。”（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他感叹：“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现代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注：《热风·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他悲哀于大众的冷漠，竟将烈士的鲜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为欢乐的时光。 按照过去的认识，这一切都显示着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说明鲁迅这一时期存在着“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的弱点”。（注：高等学校教材直到目前仍然多持此说，该语引自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我却感觉到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鲁迅之所以比他人伟大之处。并且，这种态度贯穿着他的一生，是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基本观念。按照一般的看法，鲁迅在1927年到1928年之间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他更多的这种论述。面对中山陵合龙口之际南京流传的“太平歌诀”，鲁迅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前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注：《三闲集·太平歌诀》。）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他也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注：《三闲集·铲共大观》。） 他虽然同情大众，但却不像那些自封的无产阶级作家那样对大众作出或真或假的信任和崇拜的模样。他继续着他从日本留学时期就确定的批判国民性的道路，并不因为有人宣布阿Q时代已经过去就跪倒于据说已经提高觉悟的阿Q面前，或者帮他去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到处看到中国民众的奴性，不时地在文章中提示这种奴性。鲁迅说故乡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他们的奴才身份事实上早已经获释，但“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力”。（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对中国大众的奴性思之甚深，悲之甚切。他一生对麻木的看客不曾有过好感。而他一再地指出中国大众往往都是看客。到了30年代，他也仍然一直关注并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鲁迅写过这样一种发现：“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国大众的这种无主见，随大流的精神特征，在鲁迅的小说、诗歌、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他揭示中国大众自私、冷漠的灵魂：“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撞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是有新的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