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确立现代独立性 1 鲁迅主张掀翻这吃人的宴席，捣毁安排这宴席的厨房，但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卫这盛宴免遭扰乱。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看鲁迅的一生，直接干预政治的行为不多，发表政治时评极少，他总是守在文化阵地上，从事他的文学活动，而政治家们却对他视若洪水猛兽，原因大半在此。但是，鲁迅与权威话语的冲突还不仅在于他对古老传统的无情批判，而是在于他虽然很少谈政治，却从骨子里与政治权威格格不入。作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于权威的旧路。他获得了现代独立性，也为这独立付出了人生的代价。那就是要孤独地承受来自权威的各种压迫。而鲁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压迫之中，越容易坚守阵地。他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大概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而且几千年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道”与“势”的冲突往往显示着他们的骨气。但是，“道”与“势”的冲突是有限的，暂时的，从理论上讲，只有遇到“无道昏君”时这种冲突才会发生，如果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这“道”与“势”就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之所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因为古代帝王不仅多是圣人之徒，与读书人本是同门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统治国家时也决不拒绝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命运历来如此：所有旧秩序的破坏者都要反孔，到旧秩序破坏完了，要建设自己的新秩序时就转眼变成尊孔的表率。这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学说，它有助于使人做稳了奴隶。正因为这样，在古代中国，“道”与“势”没有根本的冲突。同时，科举制度在弥合着道与势的裂缝。“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使古代文人没有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从而去探寻新“道”，这就避免了许多冲突。然而，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中国文学也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 鲁迅说：“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这一区分一直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界作为方法论方面的足够重视，正如他的历史分期的两段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样。但是，这种划分是重要的，它不仅划开了鲁迅与历代宫庭文人的界限，也划开了他与历代山野文人的界限。过去的中国“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即使不帮忙也不帮闲的隐士们的文学也不是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因为“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开始寻求不帮忙、不帮闲、同时也不通“魏阙”的道路。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独立之路。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在这里没有提到民间文学或大众文学。这大概不是疏忽，而是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所谓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他多次说过工人农民自己还没有开口，知识分子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不能算平民文学，当然也不能算是民间大众自己的话语。鲁迅关于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的看法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我想这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他不承认“民间”与他所说的“廊庙”的本质差异。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真正的大众还没有开口，知识分子传达不出大众真实的声音；二是即使大众有了开口的能力，其话语的性质也不一定是真正民间的。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详细论及。 大概不难注意到，鲁迅对文人的帮忙或帮闲是很不以为然的。从他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具体情况无须多说，需要注意的是，几十年来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介绍缺少客观的态度，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完全看作官方努力的结果，将其成员都看作是国民党政府豢养的走狗，即使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去看也是一种屠城的做法。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里面不乏国难面前为民族救亡而真诚地投身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人们。尽管如此，它以民族意识为中心，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它的个性主义，本身却适应了国家权威的需要，实现着国家权威的意图，因而为国家权威所欢迎和支持。因此，鲁迅的憎恶是必然的。他憎恶那种“为王前驱”的奴性。在他看来，“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注：《而已集·革命文学》。）但是，这种骂却是仗势，仗势而呈威风者不过是“狗一样的文人”。 他反对帮忙，对帮闲也不放过。他多次嘲弄帮闲文人，写他们的生存之道，写他们的揩油之举，写他们的得意与不得意，等等。在《从帮忙到扯淡》中，他说，“帮闲”是“清客”，因为他们帮官消了“闲”，官对他们也就“俳优蓄之”，他们的文章不谈国事，一谈国事就升为“帮忙”。他认为帮忙与帮闲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帮闲是帮忙衍化过来的。甚至《二丑艺术》中的“二丑”，在鲁迅眼里也是“清客”，尽管他装得与贵公子不是一伙，也毕竟“受着豢养，分着余炎”。这些都显示着鲁迅的独立的人格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态度。他在《隐士》中说文人的归隐和逃避往往以清高自命，“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是鲁迅认为他们是虚伪的，并引用古人的诗来讽刺他们“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鲁迅正是这样把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传统的山林文学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