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句话，我的心中涌上一丝悲哀，因为鲁迅去世已经60多年，世纪之初，他以自己的文化生产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铺下基石，到世纪之末，他仍然是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和最具典范意义的作家。这说明本世纪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建设的荒废。同时，也恰恰证明着他的价值。他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挣脱羁绊而创建现代启蒙文学范式，达到了本世纪中国人再也没有企及的高度。他站立于荒野笑傲庙堂，以尖利的笔锋剥落伪装，瓦解偶像，使权威话语在文学园地里彻底萎弃于污泥。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他别无选择地倾向于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而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但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更不为某种私利而迁就和迎合。他“立人”目标的设置，启蒙主义的选择，决定了他与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关系，避免了许多人未能避免的沉沦。因此，要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 在为写这篇文章而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感激多年来前辈学者对资料的收集，使一切后来者都可以顺利地直接进入研究而免去收集资料之苦；一方面却深感资料与成果之间的沟堑，凿凿之据却并不证明展览大厅的开场介绍。十多年来虽然有王富仁、汪晖等人的成果显示着大踏步的迈进，却仍然没有改变大量新成果为一些被超越的结论反复诠注的现状。王富仁先生呼喊“回到鲁迅那里去”已经多年，但回去的途径却是重要的问题，如果隔着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樊篱，你怎么能够回到鲁迅那里去？我无意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因为我知道它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所做的，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因为无论给鲁迅多少伟大的称号，也无论鲁迅本人对知识分子有何看法，他的质的规定性首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一、在对传统彻的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 1 鲁迅的文学活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从反叛传统开始的。他出现于中国文坛，首先显示给人们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决绝态度。他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对尊孔读经；对于儒家文化，对于道家文化，对于从《三坟》《五典》到风俗习惯的整个文化结构，都持以彻底批判的态度。是他用两个字概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吃人！”中国人历来以仁义道德为骄傲的资本，然而，鲁迅通过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这一最早从吃人和被吃中清醒过来试图寻找出路的思想者，所处的环境到处伏有杀机。惨白的月光，恐怖的气氛，“赵家的狗”的叫声，吃人的密谋……从《狂人日记》开始，《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春末闲谈》……等无不揭示着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形象化概括。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意承认这个基本判断，但是，我以为，那种试图把鲁迅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而有害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走近鲁迅，就应该承认这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无论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他都反复地表现着他的基本见解。这是人们熟悉的句子……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注：《坟·灯下漫笔》。）。 这种总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但是，却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没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鲁迅的结论。有些人试图把它看作是鲁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愤激之语和偏激之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鲁迅虽然也难免愤激，但唯独此论却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的结果，它是直觉的，也是逻辑的。鲁迅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这宴席的布置有生动而学理化的解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他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作为证据：“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从现实的实践运行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最底层的台也仍然可以凌虐别人，因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注：《坟·灯下漫笔》。） 中国近代的衰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却在很多人心中闪闪发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一些人逃避现实败落的精神避难所，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善于捣毁一切臆造的温柔富贵乡的鲁迅却告诉人们：“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撕破各种伪装使堂皇的结论暴露出虚伪：“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接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注：《坟·灯下漫笔》。）如果说“人肉宴席”论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概括，那么，这里的历史分期则是对中国既往全部文明史的概括。一纵一横，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一网打尽，不给恋旧的国粹家和辩证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