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话语权力的形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是一股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所引起的震荡。对这股小说创作潮流的性质认定和价值评价，众说纷纭。尽管各种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复杂，但我们却不难看到，隐含在这些分歧和对立的意见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现实主义话语权力的角逐。虽然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共同的话语资源都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一者是源于十九世纪原创的经典现实主义，一者是源于二十世纪发展了的现代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时间域也是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即是众多论者对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所持的评价依据，所有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无疑都不能不置于这样的双重话语权力的逼视之下。 如果我们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派别和创作潮流的兴起，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来认定现实主义的历史起点的话，那么，这个起点无疑是始于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欧洲各国（特别是法、英、俄）取代浪漫主义文学之后，不但涌现了例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而且对他们以及众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成就的评价、创作经验的总结（包括他们自己的自我阐释），也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原则。这个理论原则的核心观念，众所周知，主要是对于客观真实性的强调，以及对于艺术的典型化和理性法则的重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有限的文学批评活动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巴尔扎克的创作）的创作经验作了更为集中明确的概括，从而也使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原则，开始由一个派别的理论主张，提升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普遍性高度。其中特别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即“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135页。），更成了众所公认的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所谓经典现实主义，亦即是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的成熟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中确立的这些普遍的理论原则的共名。 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原则在二十世纪无疑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现实主义文学内外的质疑和挑战。就现实主义文学内部而言，自从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批评原则，并把这种理论原则提到—元独尊的高度之后，这种理论原则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和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就不断招来各种批评和修正的意见。最重要的批评和修正意见，除了五十年代前苏联作家协会对这一理论原则所作的实质性的修改之外，就是六十年代由法国共产党人罗杰·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七十年代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理论。这两种有关现实主义的新的理论观点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同时注意到了二十世纪兴起的各种新的文学创作流派（主要是现代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所提出的挑战。对这种挑战的回应，“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最大限度地开放现实主义的边界，以便把像卡夫卡、圣琼·佩斯、毕加索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也接纳进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庭。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理论虽然比较强调现实主义体系与其他体系（主要是现代主义）的区别和对立，但同时也承认“其他体系的诗学成分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一般地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可能的”（注：德·马尔科夫：《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在二十世纪的扩大和开放，是现实主义体系内部所发生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性的变化，不管人们对上述现实主义新的理论观点作何评价，这种变化无疑是现实主义从经典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艺术上所发生的各种革新变化，无不与现实主义由经典向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虽然迄今为止，现代现实主义尚无一个如经典现实主义那样为众所公认的比较确切的理论界定，它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原则也人言言殊，缺乏一种科学的、系统的理论表述，但它的存在和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却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自“五四”以降，迄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基本上是属于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虽然这期间现实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越出经典规范的艺术表现，但从总体上说，经典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文学中经历了从原生形态的批判现实主义到经过了改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不同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巨大变化之后，不但在理论上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在实践中也成了主导的潮流。经典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在创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逐渐使它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仅表现在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已然成了创作和批评的圭臬，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决定着作家的创作选择和批评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于读者公众的文学阅读的巨大的影响力，通过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内化为读者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阅读期待。从“五四”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即是置身于经典现实主义所构造的这种话语权力的制约和影响之下。只是因为这种经典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因为政治的原因开始发生异变，并在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文革”期间进一步发展到极端状态，成为不仅是反经典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反现实主义的政治权力话语，这种绝对权威的经典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才开始逐步趋于瓦解。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由此而开始逐步从经典向现代发生转化。这种转化的发生虽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学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它一开始便置身于一个新的开放的文化环境，不得不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艺术挑战，并为着改善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又不得不对这些异质的艺术因素有所借鉴和吸收，因而就其实践形态而言，这种转变又如整个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由经典向现代的转变一样，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挑战所作出的艺术回应。正因为如此，这种转变的结果无疑也带有如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现实主义所具有的那些有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新的艺术特征。从八十年代以来，虽然经典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阶段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代有传人，但就其发展的趋向来说，这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现实主义毕竟是当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基本的和主要的表现形态。而且，这种新的现代形态的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也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世界。虽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这种新的现实主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