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充溢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人道主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描写战争的文学，更应该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战争虽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它的发生自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必须面对战争，无法自我选择。因此，战争对群体社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大的社会历史活动；对个体人生来说，却是一种生存困境。战争作为一种人生遭遇，从对个体生命形式、价值和意义的影响来说，都是一种损害和不幸。因此，战争文学应当把战争中的人、人的命运作为自己的重要表现内容。正如前苏联战争文学作家邦达耶夫强调的那样，“人——这就是永恒的、永远不会陈旧的、永远不变化和不受任何影响的主题。”（注：转引自陈敬泳《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文学观，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小说的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一个人的遭遇》等对人的命运给予深切同情和理解的小说，以后又产生了《生者与死者》、《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继续这一人道主义主题探索的优秀小说，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但是，在我们的抗战小说发展史上，却很少看到这种战争主题表现。即使个别作家偶有尝试，也都受到严厉批评。对许多人来说，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让主人公那样悲哀、痛苦，这是不可想象的。自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首先，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和文学思想，一直是思想界和文学界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还出现过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自然影响了作家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对人的探索。其次，战争的爆发，固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500万人的死亡就是明证，但战争毕竟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特别是由于战争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统一、自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无数革命先辈为之奋斗了百年的理想，因此，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是一场灾难，更是“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3页）。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它对我们民族的重新崛起不无积极的意义。这就必然地使胜利的喜悦与战争的痛苦变得不平衡起来，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群体成就的一面，而对个体的不幸相对漠视了。这和苏联的卫国战争有所不同。战前的苏联是一个新型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平而幸福。战争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意外的灾难，战争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有益的影响，所以人们有理由为自己的不幸而鸣不平，作者也更有理由对战争受害者给予理解与同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曾长期以苏联的战争文学为我们创作的范本，却几乎没有接受他们这种战争文学观念的原因。再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是不平等的，有着主次之分的。在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抽象的正义原则面前，作为人的存在、人的不可重复的生命，往往变得微不足道，也无可陈述。连极富胆识和批判精神的司马迁，写秦人坑杀赵卒40万，也不过一笔带过。因此在中国的战争文学中，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融化到民族和国家的喜剧性历史命题中。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个普通人为战争所吞噬而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更没有人为他们身后亲人悲* 的命运而伤心。 但是，随着战争历史的逐渐远逝，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冲击，尤其是苏联战争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作家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小说不能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观照。只有用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贴近战争中的人，去感受、体验、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真实遭遇，才能够真正理解战争，理解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推动下，关注人在战争中的悲剧性命运的抗战小说出现了。 2 命运主题小说首先关怀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不幸遭遇。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战争的性质、目的、手段各种各样，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也自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为在战争环境里，人们无法把握自己，悲剧性的命运随时都会降临头上。这种源于外部强力而非自身因素造成的人生悲剧，不仅是个体的不幸，也是人类自身的悲哀。因此，对普通人悲剧命运的同情，不仅是对战争暴力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思索与关怀。 尤凤传的《生命通道》是一篇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小说。小说中的苏原医生，似乎被一只冥冥之中的巨手所操纵，总也逃不脱命运的捉弄。他有自己的事业，还有新婚不久的妻子，却不幸被日军抓去，作了日军的随军医生。他不愿作汉奸，却无法不为日军服务；他为抗日事业秘密工作，却导致了妻子的误会出走；他杀死了日本军医，自己却永远背着汉奸的耻辱。小说以对其生存困境和人生选择设身处地的理解，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迫为敌人做事的人的身心痛苦和挣扎，为这个被迫卷入战争漩涡的小人物的不幸命运鸣了一声不平，如果苏原有知，他在地下也会向作家说一声“谢谢”！ 战争带给人们的命运灾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女人，她们的命运比男人更不幸。战争所施加给她们的不仅仅是死亡，血泪，更有不尽的屈辱和永生难忘的阴影。叶楠的《花之殇》、莫言《红高梁家族》以及贺景文的长篇小说《孽狱》都对被迫作了日军军妓的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进行了真实的反映。然而战争所给予女性的痛苦并不仅仅是肉体上暂时的痛苦，更有精神上永远的伤痕。高建群的《大顺店》中被迫作了日军军妓的女子“大顺店”，虽侥幸活了下来，但在性变态的侵略军的非人折磨下，却“成了一个类无生物，一个白痴，一个被世人以轻蔑的口吻谈到的那种尤物”。抗战胜利了，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她成了伤兵、土匪、赌徒、烟鬼、乞丐等人组成的部落群共有的女人，一个女巫式的人物，热闹而又孤独地忍受着失去真正女人资格的自暴自弃、痛至心灵的苦恼与悲哀。叶兆言的《日本鬼子来了》中阿庆嫂，本来也是村里受人尊敬的妇女，却因一个叫三良的日军将她强奸以后，便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一辈子都没能卸下。“因为和日本兵睡过觉这一事实让人忘怀决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