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野草·希望》 背景 1993年12月隆冬季节，急于赶乘南下列车的我，在北京地铁站被送行的人看透了心思，朋友问，回去写什么？我听到隧道壁上弹回的回答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自省与反思》。朋友底下的一问又把那答案弹了回去，他几乎是笑着说，又要“检讨”什么吗？没想到他会用了这个词，正踌躇间，车轰然走到了面前隔断了那个回答。然而心动了一下，瞬间闪出的那个问题，又随即在眼前消失了。 1994年夏，在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的7月间10多天里，上午在书桌前修改带去的一篇未完的稿子：《后撤：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策略》——这篇文章后来发在当年6期的《当代文坛》上，加了鼓动讨论的编者按，然而似并无应者，后有论者认为是人文精神范畴的一种声音还把它列入这一讨论的目录索引。而那时傍晚从海滨散步回来的我却仍要忍受再一个白昼的问题折磨。无法写透的一个事实是：后撤策略的心理内涵与当代作家人格现状的重叠部分。但仍涉及到困扰我93年那篇论文终至搁浅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文学中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的匮乏问题：“正如我们可以举出鲁迅，但是很难从文学中包括他本人的作品里找到一个和鲁迅灵魂世界那种挣扎与搏杀相匹配相对应的人物。先生自己的《故事新编》中《铸剑》里的黑色人有一些他的影子，还有他在散文里一再提到的刑天，都可视作其精神形象的外化。但现代文学史为我们留下作家鲁迅的同时却未给我们留下鲁迅式的文学人物形象。鲁迅本人只能将自己的精神挣扎寄寓于古人、传奇的创作事实，更显出他灵魂深处的伤痛。这便是数年前我读冯雪峰的一篇回忆录时几乎落泪的原因。冯讲到鲁迅先生在1936年6月在病前后曾屡次提起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谈着，说到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写了。’对这段话，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鲁迅已经意识到了作者——人物对位的重要，如果不是死亡隔断，鲁迅或许会完成这一工作。也就是说，对国民性批判的延续应是知识者自我批判之上的自我塑造，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以知识者胸襟达到一定的开放度、人格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鲁迅的‘将自己都烧在那里面’所深含的文人一致性，不是居于人物外将对象客体化的旁视的职业写作，而是把自己修炼成那样一个人。”这是当时写下的话，而归结于“作家亲证意识的缺乏”的不对位问题探困，则不免简单与现象化。但是正如前所说，这样一个原因也被时代所淡漠着，没有人参与讨论的结局，是早设定好的。虽然后来，“后撤”也被设为一说，于亦小强文章（注：亦小强：《众说纷纭话文坛》，《作家报》1995年4月25日）评述的那样被《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转载着，但无人注意到现象包裹的那里面最令我心痛的问题，它同时也带给我 证明是1994年秋我仍未能摆脱它的纠缠。应约《文学世界》95年1期所作的文学对话重拾了这一话题。只是置放在《文学与人的素质》这一题下。田姓作家对答如流，却在这一疑问前踉跄了一下。那同样也是绊了我的石头。录音机正好要翻面。而现在手头也不好找它了。但是有当期杂志可查，白纸黑字，我再次提到“中国文学‘人物——作者’对位关系的匮乏”，问题好像更清晰了，“比如我们拿不出俄狄浦斯、奥德修斯到浮士德、堂吉诃德、纳尔齐斯、歌尔德蒙以至卡赞扎基斯的耶酥等代表民族素质的个体人物形象，我们能举出屈原、司马迁、陆游、鲁迅等很多创作者的名字，却较难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个代表我们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学人物形象。”这里，我再次提到鲁迅和冯雪峰回忆中的鲁迅遗愿。“屡被死亡、战乱、运动中断了的这个富含深意的目标，在当代文学中有了它可实现的机会，但是又缺少先生那样人格的伟人；……作者——人物对位关系问题仍未解决；而之所以强调这种‘对位’，是因为我觉得检验一个民族作家精神素质的最便捷方法，就是看它的文学中知识者的自我形象如何，比如浮士德与歌德的关系。”现代文学的反思引出解释及结论是，“可否这样看，改造国民性与塑造国民性或说是富于个性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链型过程，后者是前者的递进，是共性建设当中对个性、对人的素质首先是塑造者素质即作家素质的更高强调，这也是鲁迅未竟的事业，而要完成它，是要有如先生一样的勇敢、襟怀和素质的。而当代知识者人格结构并不让人乐观……” 不甚乐观的知识者人格状况在另一对话中，《现代人文精神的生成》。《上海文学》95年3期的这个对话确切时间在94年春。《读书》当年7期于“文事近录”中摘发总结了那四种人格的异化与剥离，“从传统人格中剥离，以求取当代性；从专制人格中剥离，以适应民主性；从职业人格中剥离，以返回精神性；从殖民人格中剥离，树立主体性”。此种概括仍然有隐于背后结构语言的对位问题，“内在自信力的瓦解”，我是这样看原因的。而所有如上的责怨又都变作了“对位实现”的前提。真得如此么？疑惑并不因言之凿凿而消失，反而，那太硬的概括或许藏了渐陷流沙的危机。 此后整两年这个问题的尘封或许可为上述想法的例证？1997年9月“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加眸学术研讨会”争论热烈。晚间一闲谈场合，百思不解的百年问题又跳了出来，我提出了人物与作者的不对位性并作了中西方学的对比；靳姓、孟姓理论家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以深究，但靳提示我小心比较时的中西立场，当然是善意。在坐的还有耿、贺两位批评家，他们默首的样子看不出是反对还是沉思。后来靳提出来去吃酒，应者众，或许他是想打断了那沉闷吧。只是不吃酒的我当时以不应而未作领情。其时真是无有对酌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