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以乡村题材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注：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85年3期。）长篇的数量与容量远远超过二三十年代，张天翼、沙汀、碧野、姚雪垠、田涛、王西彦等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四十年代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他们的关怀点主要是苦难的乡村。不过，这时的乡村，已不仅仅是三十年代左联乡土小说农民阶级受压迫而终于觉醒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模型依托。随着作家对乡土的进一步了解和融入（由于战争和流亡），对乡村真实状况的认识和思考，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显示出与二三十年代不尽相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这里，本文拟通过对抗战时期部分乡土小说的梳理来探索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意识。 一 抗战初期，作家们（包括老中青）虽被战争逼得流离失所，但仍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全民的抗战运动。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把战争看作一场火的洗礼，一切丑恶的落后的东西和现象将被扫灭，中国也许会得以新生，抗战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一次新的“风凰涅槃”。作家柏山激动地说：“呵！战争！感谢你。毁灭了旧中国的一切，创造了新中国的人！”（注：彭柏山：《晚会》，选自《〈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86年。）的确，“侵略者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使之调动了平时无法调动的诸多健康力量，帮助中华民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排毒工作。”（注：郭志刚：《论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文学评论》，95年4期。）而对于乡村，当时就有人看到：“中国在抗战中有了文化的进步，甚至在一百年来的无数次风暴中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的最僻野的山村，在这三年中也发生了自觉的激荡”。（注：胡绳：《战争与文化》，《夜读散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6年12月。）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照农村、农民的生活和抗日活动，使之与民族的解放事业同步，既不以左联时期文学阶级斗争的眼光，也不以京派作家居高临下的观赏眼光，也不尽以20年代人道主义眼光，而是从民族解放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出发，一方面，描绘出农民遭受的苦难，暗示他们反抗的可能性：如田涛《沃土》写北方沃土上的仝云庆一家将近一年间的辛劳苦难与不幸，沙汀《淘金记》、《还乡记》通过冷静观察，细密剖析，绘出了四川农村农民的生存现状；另一方面，挖掘出埋藏于农民身上的原始的伟力（那是抗战的后备军）；碧野的长篇《肥沃的土地》中战争并未出现，“书中没有暗示这一大事（抗战）在农村中起了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注：茅盾：《读书杂记》，选自《小说研究史料选》，黄俊英编选，四川教育出版社，88年6月。）但碧野笔下的主人公破箩筐无疑是乡村新兴力量的代表，他强壮有野性敢爱敢恨，敢于打破常规，敢于炫耀自己的力量，不满足现实的安排，作者成功地写出了蕴含于农民体内的原始粗犷然而分外强大的力量；艾芜《丰饶的原野》的主人公之一刘老九，路翎《燃烧的荒地》的主人公都是在危急的时刻显示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不再是可怜的任人宰割的顺民。两类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农民灵魂实质的提问，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中的现代精神。的确，乡土文学最为优秀的现代性传统，集中表现在“对愚弱民魂 的揭露、批判和改造要求上”。（注：朱寿桐：《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92年10月。）但是在民族即将沦亡的中国，争取民族的独立和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民魂的改造，同样具有现代意义。可以看到，抗战期间涌现的一些乡土小说表现出对农民一些先天弱质根性的宽容，甚至还有对农村落后封建思想文化，宗法制的认同（而非二十年代乡土作家毫不留情的批判）。如《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其实是个落后保守封建自私的农民，但因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的劣性都成了可爱的笑话。《沃土》里着重展现作家故乡的“人生形态”，对仝云庆的封建保守只是实录，批判意识少而又少。《丰饶的原野》对具奴性的沉默的邵安娃和具阿Q双重性格的赵长生，作家也不忍下笔批判。《淘金记》里的劳动群众麻木愚昧，“一点愤怒、反抗的情绪都没有。”（注：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但并不能根据对劣性的宽容否认其现代意义。宽容并不等于漠视，正因为作家们对抗战的期望使他们认为战争能“荡涤劣根”，《差半车麦秸》、吴组湘《山洪》、穗青《脱缰的马》里的主人公克服弱质逐渐走上思想转变的过程，都是作家的美好愿望及期待。诗人艾青的一句“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注：艾青：《忆杭州》《选自〈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86年。）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共同心声。 然而，希望通过战争使乡村发生立刻的质变的美好愿望和期待很快被作家发现只是一个乌托邦。除了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外，对于抗战，内地乡村感到的只是拉伕、驻军、逃难、破产、暴发户以及那并未有根本改变的乡村社会秩序。美好的愿望与事实相悖，不能不令作家感到震惊和失望。突变显然成了泡影，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痼疾渐渐暴露，作家开始重新捡拾起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揭示出一系列抗战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在四十年代的国统区，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以写国难小说声名重振，他的《八十一梦》以嬉笑怒骂的荒唐形式，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谛现苦难深重的社会人生；右翼作家王平陵也写了一些作品，如《进城》、《重庆的一角》，表达了对发国难财的暴发户的不满。乡土作家的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乡村和小镇，沙汀在四川小镇的其香居茶馆里为读者上演了一幕征兵丑剧；在客家杉寮村里发生了官绅结合囤米积粮，勾心斗角的事件（易巩《杉寮村》）；以及发国难财者的“持久战”理论；还有未曾松动，反而加剧的农民的苦难，艾芜《石青嫂子》中石青嫂子辛勤开垦耕种多年的土地忽然被宣布非她所有，《故乡》中农民因挤兑风潮而纷纷陷入绝境。暴露与讽刺小说的一度兴盛一方面说明作家的热情和急切，另一方面却又暴露了作家的思想深度不足。总体看来，乡土作家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其意义仍停留在三十年代左联乡土小说的高度，延续着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风格，只是比之较为具体化，不再限于图解概念。但由于思想欠缺，对社会的观感流于平面，现代意识反而淡化了，其后果虽然揭示出了一些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却没有能因此向前推进一步，不论是作者还是作品本身，落入了晚清谴责小说“笔无藏锋”的窠臼。如《故乡》描绘了故乡小镇上侵吞捐款的女校长，私办银行的教育局长，存心挤兑的商会会长，以及他们道德的虚伪和沦丧、乡村里主人公的放高利贷盘剥佃户，六亲不认的母亲等人的群丑图。但也仅限于描绘，主人公（一个革命青年）既未能与母亲决裂，也未能看清故乡的真面目。与之相似，我们看到的是暴露与讽刺作家们大多放弃了现实的深入挖掘探讨，而挑选了较平面化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这些题材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触及不到社会和灵魂最深处，而只是导致了表面的刺激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或者又重新引入反映阶级压迫和抗争的主题。作家们以为贴紧现实的作品却因为消解了现代性而成了对社会的浮光掠影式的描绘，同时也就注定了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