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历来是最富有个人梦幻色彩的，同时，诗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类自由精神的传达。诞生在苦难、战斗年代的东北新诗，在同东北父老乡亲命运休戚相关中艰难跋涉了30年。它的使命是沉重的，它的声音是多姿的，它的足迹让人体味到了抗争压迫、追求自由的东北民众生命状态的本真存在，也再次印证了一切真正的文学产生的本原。回溯东北新诗诞生的最初10年，便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来自黑土地深层的对于“五四”新诗潮的回应 说诗歌是东北新文学中最先感应“五四”新文化思潮，也许并不过分。从1919年，《泰东日报》、《远东日报》、《盛京时报》开始刊载新诗后，到1931年，东北报刊上发表的新诗不下七千首。《东北文化月报》、《东北大学周报》、《青年翼》和众多的报纸副刊还时常推出诗歌专辑，这些诗的作者大多是我们陌生的，而这些诗的旋律、色调，又是我们熟悉并感到亲切的。从个性解放旗帜下文学的觉醒，到社会革命时代普罗文学的倡导，这些新文学的旋律，总是最早最多地回响在东北新诗中，如《十恨歌》写国耻家恨、慷慨悲歌；《给美国水兵》充溢强烈的民族意识；《我们在血海之中浮沉》、《烈士死前的高歌》等诗更高扬着鲜明的阶级斗志。更使人感奋的是，东北新诗回应于“五四”思潮的旋律来自于黑土地的深层。诗作者们并不只是简单重复着从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发出的呼唤，他们往往把这种呼唤融入黑土地的悲怆、饥渴中。例如，也许是东北一直处于相对隔绝、封闭的状态，“母亲”的意象、“游子”的情怀，一开始便较多地出现在东北新诗中。《我想》（一苇）、《缓缓地归去》（李亚球）、《故乡诗集序》（吕伯攸）等诗中所写“母亲”往往既是故乡，更是祖国。“当我像一块峰巅的危岩／向着深渊崩跌的时候／母亲／你是一根粗韧的野藤／把我紧紧挽住”、感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又图涌泉相报，成为东北新诗的一种强音；而对从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传来的声音，诗人们往往会将它听成“母亲”的召唤。当黑土地一旦醒来时，它呼吸着从苏俄吹来的十月风（李汉民《苏俄的红旗》），汲取着尊崇独立、追求自由的历史文化（君左《吊屈原》），渴求着万千心灵的觉醒（赵铁鸣《自由之梦》）。这些以“母亲”意象、“游子”情怀为核心构筑的新诗，表明着东北新诗一开始便有着黑土地文化的意蕴，也有着要溶入母体文化的强烈意向，这种情况一直影响着东北新诗的整个历史进程。 “五四”文学观念的深层文化内核在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注：朱德发：《五四文学新论》。）。改造人的灵魂、关注人的生存欲求，呼唤强悍、刚健的生命力，拓展深化人的生命智慧，以此来求得民族的复苏和强盛，成为“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殊途同归的思想路线。而它转换成文学主题，便是对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东北新诗的最初尝试者们正是以这种“五四”文化意识去观察、体验、感知现实生活，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的命运，而他们笔下贫苦百姓的苦难人生，都那么紧紧地联系着东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痛苦呻吟。例如：近代以来，东北长期被军阀割据，又时时受着帝国主义的觊觎，由此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火，于是，诗人们对战争反复发出了激愤的诅咒。《在辽河岸上》（王莲友）、《他的从戎》、《在战壕里》、《内战》等诗，或将愤怒掷向血染沙场草、骨埋雪深处的战争惨状，或揭露军阀的欺骗和胁迫使得万千平民“任着生命去碰”，或以政治鼓动诗的形式宣泄出对“列强之阴谋”的激愤。这些战争题材诗都揭示了构成战争的最广大、最悲凉的背景是民众的生生灭灭。它们所蕴含的愤怒、同情，都闪耀着“五四”意识的光辉；而它们所发出的呼唤、呐喊，又都根植于黑土地的苦难和觉醒。 在“五四”思潮下催生的东北新的诗质是崭新的。这不仅表现在它揭露社会的贫富悬殊、控诉军阀的黑暗统治，撕破封建礼教的伪善，关注劳苦大众的命运，还表现在它涉笔于现实的时新视角。新诗并不满足于抨击现实、同情民众，它还力图从新的人生视角来拓展诗的表现领域。《如此的人间》描写“匍匐在街头的残废乞儿”的“挨饥号寒”，却从其悲啼“引不起我半点的慈念”切入，将“虚伪欺骗”、“侵占”了“我这整个的躯壳”同“天地悬殊”的贫富现实剥夺了乞儿的生存权利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我反省角度中将人间不平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些诗的“自省”视角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们一种较为开阔的诗的视野，他们让诗承担启蒙，承担呐喊，承担揭露，也让诗解剖心灵，激励自我。 二、雄健强悍的新写实主义诗风 1931年2月2日的《泰东日报》刊发过雅羔的一首诗《走向新写实主义之路》，宣告“苍白幽暗的神秘主义／神经衰弱的浪漫主义／妄自独断的印象主义／个人立场的写实主义／以及朦胧不明的象征主义／都已经过去了”，在“和平与恬静，早已破坏／生活的巨弹，击毁了我们理想的堂奥／文艺之宫，遇着物质文明／正如那洁白的雪花，堕于污水／立即化为乌有的“今日”，“我们”要“通过这十字街头”，“投入世界的潮流”，走那“唯物思想的新写实主义之路”。这首诗的宣言勾勒了从“五四”到“九一八”前东北新诗的历史轨迹和取向。写实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象派等诗潮，多多少少都曾给东北新诗增添过斑驳的色彩，尤其是如《艺术爱人》（杰夫）、《随群星踏进艺术之宫》（何岷征）等诗表露的“艺术至上”的诗潮，在东北沦陷之后也一直存在着。但跟“五四”以后新诗浪漫派一度成为中国新诗的主潮的情况有所不同，这种以倡导个性自由为主旋律的浪漫主义诗潮，其承传和转变在东北并不明显、强烈。相反，“群体意识”却以各种形式奔涌在新诗中，从而构成了此时东北新写实主义诗风的主要内容。 20年代初《泰东日报》的《天声人语》是东北最早开辟的新诗专栏之一，那上面刊发了不少描写劳工苦难、乡村衰败、呼唤起来抗争的新诗，使人感到东北诗作者的视野一开始便被拉向了外部世界，即便抒写自我，这自我也无法孤立于群体之外。王森然的《惨无颜色的人生》，其象征寓意的构思、想象，在当时的东北新诗中显得较为别致了：“漫漫的长夜”，“我”被扭到了“沙场”，问刽子手“为什么毙我”，“他拿出一团纷乱的黑丝来，说是我抽不断理不清的模型”。面对“黑豆一般的枪口”，“我倒不是怖惧颤震”，但“我”仍“恳求／缓一分再死”，只为了“咬断血淋淋的手指”，在“衣襟上”给“白发黄瘦的母亲”写下：“妈妈！你不要哭我！我是无颜色的人生。”这里“我”的内心迷离，始终联系着群体的苦难。而林创域的《荒冢间的野花》则最能代表此时东北新诗中自我形象的内涵了：“我只能是一簇无名的野花／一簇隐在累累荒冢间／青青草原上伸长着的野花。我没有玫瑰那般醉人的红艳／我没有茉莉那般柔人的白洁／我没有海棠那般动人的娇鲜／我没有芝兰那般沁人的馥郁／我没有红榴那般激人的璀璨／我没有黄菊那般傲人的冲逸／我没有牡丹那般妇人的富丽／我没有茶花那般撩人的斓绚／我只欲些 头心头迸出的血／我只吞些孤儿眼中涌出的泪／我只受些纸陌揭起的火焰的烧灼／我只受农夫们赤裸双足的踏践／我身旁罗列的只是累累荒冢／我耳中听到的尽是萧萧白杨／我从未象豪华少女插在胸前／我只偶为乡村姑娘堆在额上！”这里浸透了诗人灵魂的忧郁，负载着黑土地的痛苦，所以显得沉凝。这种抒写自我的诗风，在阶级、民族矛盾日益深重的二三十年代，极易转向无产阶级诗歌。所以，在东北沦陷前，歌咏“血红的太阳从浪涛中无阻地升腾”（《是可惊的》），“血钟在地球上响亮了”（《前夜》），“造就一个‘大家无’，同时也就是‘大家有’的世界”（《我们是些无产者》）的普罗诗歌已经较多地出现在报刊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