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思想而又最为痛苦的一群，他们最早给人们以新的启迪而又最终被人们冷落。在艺术世界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苦苦寻求精神家园和人生归宿的困顿行者。在与封建势力对抗时，他们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能量，成为积极、高大的正面形象；然而一旦与工农民众相并立时，便立刻黯然失色。作为一种陪衬或被改造的对象，从道德人格、阶级意识和情感方式等诸层面向工农民众认同。 道德人格的认同·自由崇走向自卑 在一般的社会变革中，思想往往是先行的。知识分子是思想者，也就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从近代直到“五四”，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鲁讯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周围环境相比，不仅有一种思想上超前的自信，而且有一种道德上优越的自崇。这种自信和自崇给予了狂人强大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对周围环境和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体系的巨大冲击。因此说，人的真正觉醒和理想人性的构成，应该是思想与道德同步的，这也是人类社会一直渴望实现的理想境界。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思想与道德的背离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时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和劳动民众，很快就表现一种悖论性的思考。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知识分子看到民众思想上的蒙昧、麻木，欲以现代思想昭示于彼；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面对劳动民众又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卑下感。从而构成了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不同思考路向。 政治约束思想，环境更腐蚀人性。现代作家们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拯救的重任，他们要粉碎群山重新铸造。现存社会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思想意识改造的内容与框架，但却没有为他们带来道德人格重塑的楷模，他们必须从当下的社会的终点向后退去，去寻找经过几代道德家们所畅想的道德世界，那个世界在初民时代。这样一个道德世界的存在，虽说不能用历史的还原来证明，但现代作家们确实从自己所熟知的、相亲相爱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看到过它的影子。鲁讯的小说《一件小事》中便表述过这种自省式的道德忏悔与认同。他小说中的那些劳动者无论思想意识多么蒙昧、奴性十足，但道德人格的真诚和纯朴却是共同的。鲁讯无论怎样在思想启蒙的尺度下批判阿Q、闰土、祥林嫂们而“怒其不争”，但同时所表露的“哀其不幸”又总觉得这些人可怜或可爱。可怜可爱就来自于人格的真诚和纯朴。这几乎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在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与女工陈二妹进行着自觉的道德对比，通过对比而获得了灵魂的净化和人格升华。这种对比在冰心那里甚至是先天的、相袭的。过去人们总爱把她的小说《分》视为作者阶级意识萌生的标志，但这更可能是一种道德人格的有意比较。那两个生于同时同地的婴儿，亦因其父母们的身份差异，而从一落地便有了刚健与孱弱、勇武和怯懦的差别。而沈从文在把劳动者乃至妓女与知识分子进行对比时，便往往把人格的卑下都推给了后者。 “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注：鲁讯：《坟·文化偏至论》。）实际上，从鲁讯开始就把中国人道德重塑的尺度划在了那些他所说的“气禀未失之农人”身上。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道德上的原罪意识，即视劳动者为“衣食父母”的愧疚心理。这种原罪意识虽说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不是人类本体的生命意识。而是后天的一种社会伦理，但那份沉重感都是共同的。也许，鲁讯的“人国”是一种人性完善的理想图式的显示，不是实存的，而是逻辑的，但鲁讯仍对它坚信不疑。直到最后，他亦在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它。“纯白”、“平和”的道德人格的渴望，贯穿鲁讯文化选择的整个过程。 鲁讯认为，“盖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灵，众庶率纤弱的颓靡，日益以甚”（注：鲁讯：《坟·文化偏至论》。）。社会文明发达的最沉重的代价便是古朴人性的丧失。人性本善，崇高的原点自然成为鲁讯等人畅想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重塑的价值取向。本质上看，这一畅想带有普遍的反文化情绪，而不单纯属于哪一个个别文化体系。但是，它所构成的对近代文化（特别是物质化的近代文化）的批判最终必然带来道德回归的倾向。而当时一般思想启蒙者大都有着类似的思考倾向。他们虽然对“庸众”的思想状态进行批判，但却又对其道德人格表现出普遍的景仰。但是，鲁讯的这种“复古”倾向，并没有以初民社会的原点为道德拯救的终点，他追求古昔境界，但却不放弃“今天”：“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因此，不含有一般宗教徒和守旧派对现社会的拒绝和放弃。他对古朴人性的追寻，是作为他“立人”的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内容的构成。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不同，远古初民的生命本性应该是人类情感和道德重建的价值资源之一，而不应成为将要清扫的历史垃圾。鲁讯的这一“复古”，并非是历史的倒退，它多存在思想的逻辑和道德的畅想之中，是一个诗意的描绘。后来他把人性复古的线路修改得更加清楚、明确：以初民社会和乡村社会为终点，越过儒教时代，并把儒教伦理道德作为中国人人性异化的主要根源所在：“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注：鲁讯：《坟·我们怎样做父亲》。） 可以看出，鲁讯等现代作家对劳动民众道德人格上的认同实质上是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是一致的，是以批判封建思想道德体系为目的。对古昔人性的向往就是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可是，当社会变革的主题由思想解放走向阶级解放之际，变革社会的力量主体也由知识分子而让位给劳动民众，原有的对劳动民众的个体人格的肯定扩大为群体素质的推崇。在中国传统的“尚德”价值观下，知识分子在精神困惑中必然要寻找道德支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通过代表劳动民众的政治家们的阐释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毛泽东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黑”与“白”、“脏”与“净”的辨析，绝非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判断知识分子与农民得到人格高下的一般法则。1937年6月16日，中共高层领导人王稼祥离沪赴苏治病之前，在写给毛泽东等人的长信中特别提到要注重学习鲁讯精神，认为“鲁讯在其作品中所揭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及他所号召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看重与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过去士大夫阶级的遗传，爱门面、夸大，在斗争中虚张声势，拳头无力，对于思想的坚持性及殉难精神缺乏，……我想这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对于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注：见1996年9月1日《党史信息报》。）。在这种思想源流之下，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卑下感日强，人格陪衬色彩日浓，越来越呈现出灰色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