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转型”的问题，主要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成为“现代”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现代”的，即是说要研究并确证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现代品格。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的文本已经写定。我们对这个历史文本作怎样的现代阐释，探究并指证其现代性品格，是一个关系到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也关系到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对理论、思潮、批评、社团流派及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与尺度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上限，有传统的1917年说，有新出的20世纪说，还有台湾地区的辛亥(1911)说；下限则表现为现、当代的分与合；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也颇多歧异。各种说法都各有自己的依据与尺度，只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这种种分歧才有可能逐步趋于统一。再如，以往对现代文学各种现象、流派曾经流行所谓“主流”、“支流”、“逆流”的说法，由此酿成一种排他性的狭隘封闭格局以及泛政治倾向，明显起到了妨害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丰富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主要也是由于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认识上的某种偏颇所致。 中国现代文学，既是在中国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即是说它的“转型”，既有外国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同世界文学逐步接轨，汇入世界现代“人的文学”潮流，又承继着民族文化（包括文学）传统的血脉，显示出中国文学独有的民族特色，是沿着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成为世界现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中国特色的一脉。因此，我们当以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作为参照系，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逐步突破旧的传统，逐步创生并完善其现代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站在这个纵的（传统）与横的（世界）两个座标上，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并简略阐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首先，从文学本体来考察，是由传统的政教伦理型文学向现代“人的文学”转变。在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文化长期统治与熏染下，中国人只是为人子，为人臣，驯养出一种子民意识，“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先贤们所津津乐道的“民为邦本”、“为民作主”等等，也只不过是“王道”式的开明专制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学，则自孔圣人以来，便被羁勒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框架之中，“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政教伦理型文学，便是子民意识在文学中的外化。而欧西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真理的发现，推动“人的文学”的发展，已蔚为世界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正是学习西方，致力于人的解放，同时推动文的解放，现代“人”的意识取代子民意识，外化而为“人的文学”。这种“人的文学”，既以人为出发点，为中心，又以人的个体与群体的解放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指归，因而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政教伦理中心，而与世界现代“人的文学”逐步接轨并汇流。 其次，从文学的功能来考察，是由传统的“载道”转向现代的“泛功利”。中国向来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文以载道”的传统根深蒂固。对“道”的解释尽管各家不尽相同，但以儒家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圣人之道”为正统，强调“尊圣宗经”，以儒家思想学说来指导规范文学，主张“文以明道”，为道而作文，完全把文学当成“贯道之器”，使文学成为道的附庸与奴婢。“五四”文学革命猛烈挟击了“文以载道”说，提倡过“超功利”、“为艺术的艺术”，争取文学的独立地位，而实际运行的则是一种“泛功利”的文学观。所谓“超功利”与“为艺术的艺术”，作文艺思潮史上之一派，对于探索艺术的独立审美价值和批判庸俗功利说，有过积极的贡献，至今值得重视和研究。但反观文学史，绝对超功利的文学却少见；一些主张超功利的美学家，也并非绝对的超功利。譬如德国的康德，主张美与利害无关，美的艺术“没有目的”；但他也认为艺术“仍然具有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判断力批判》）。中国的王国维，借鉴康德、叔本华关于美“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学说，主张“美术之性质，一言以蔽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般论者都把他归属于趋功利的美学家。但他也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悲剧可以“感发人之情绪”，“洗涤”人之精神。（《红楼梦评论》）所谓“陶冶”、“洗涤”解脱，也便是文学的功用。鲁讯早期也曾指出文学与“实利离尽”，但又有“不用之用”，并概括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摩罗诗力说》）以上诸例，都摒弃物质利害方面的功利，却主张精神方面的功用，谓之趋功利似不确，却可以包含在“泛功利”之内。1922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里，一方面承认“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却并非“唯一的职务”，承认“功利的批评也有一面的理由”；另一方面，他认为艺术可以“使读者得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因而具“独立的艺术美”，他称之为“无形的功利”。周氏这“无形的功利”说，也并不排拒“于人生有实利”的功利，与我们所说的“泛功利”较为相近，也较为切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现代文学有功利性非常鲜明的，如为人生，救亡与爱国，革命文学，以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等现代观念为根基，虽于传统的“载道”有所承继或重叠，但与载圣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