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史，还是研究文学“史”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关键。前者是以文学自身的审美标准为主，后者是以文学的客观存在标准为主进行研究的。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文学史学者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已经有70多年了。但是在上述研究过程中，总结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就，我敢说并没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地方。 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回避自己的现实。他们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启蒙和救亡，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以文学自身的审美标准为主的研究态度。但是这样的研究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研究的片面性。 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片面性研究方向大致如下（注：龚书铎《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第一，完全排除西方文化，顽固固守传统文化（即中华主义论）。第二，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为体位，吸收、容纳某些西方文化（即文化保守主义论）。第三，醉心于西方文化，鄙视传统文化（即全盘西化论）。第四，不论对于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具体分析（即会通中西论）。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尝试了宏观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他们特别注重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并不放弃对这方面的研究，然而至今还没取得完整的研究结果，只获得了片面的研究成就而已。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还面临着重新审视自己的起点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最紧要的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儿先说对“近代”、“现代”这两个词语观念的理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区别“近代”、“现代”是真不容易的。很多研究者不仅在模糊的观念上使用“近代”、“现代”这两个词语，甚至于在有些著作中常常混用这些“近代”、“现代”（注：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的概念与“近代性”、“现代性”（注：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概念。特别从80年代初开始，因为在这些词语的含义中掺入政治、文化（注：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层次。二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等的‘物’。三是哲学和宗教等的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等等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些词语的范围也变得更复杂又更模糊。如今，随着这些观念的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了。 在此情况下，我们把“近代”、“现代”或“近代性”、“现代性”这些词语称为“近代意识”，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可能追溯到19世纪以前。因此，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更需要宏观性的研究方式。 所谓宏观性研究是以作家群、社团、流派等为主进行的研究。如果我们要按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必须有如下的研究过程：第一，个别作家群、社团、流派、思潮乃至文学范式的考察。第二，对两个以上的上述单位间的联系、比较、承传、转换等论述。第三，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甚至更大范围的文学现象做出概括，每个层次内部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同属总体研究，就有以一个时代文学现象（时代跨度又会有差异），几个时代文学关系，整体民族文学比较乃至一般文学史原理原则为探讨对象的区别。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是相互推移，彼此转化的。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不是从综合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而是从一个一个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整体中国的现代文学，不能不扩大研究工作的视野。在这儿有加强宏观性研究的必要性。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风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可能具有的发展前景，以图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及不足作一个方面性的总结。 二 至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三个层面上向纵深拓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期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门研究者，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其二，这时期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即兴批评，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其三，这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也有几种研究成果，例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1932年），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9年）等问世，但这些著作在整体研究系统上都还处于成型阶段，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视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胎动阶段。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绩是决不可否定的。因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了若干的成就，特别是鲁迅和茅盾等几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同时代文学家的评价，至今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