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以一个节奏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向前推进的，在漫长的静态农业社会运行中，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冲击都不能改变和逆转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轨迹。和欧洲的近代文明相比，中国的近代文明可能要比西方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从此开始了世界近代史的进程。而用坚船利炮轰开了19世纪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虽然用鸦片征服了中国的口岸和城市，但是它始终不能以它的人权意识取代中国的封建王权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汲取西方的“鸦片”多于思维方法和意识形态，和与自己毗邻的弹丸小国日本相比，“中体西用”的历史脚步究竟落在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之后。进入20世纪以来，实以为“五四”新文化的狂飙能够带来西方文明的圣火，彻底扭转中国封建农业文明的状况，却未料到军阀混战把中国社会送进了一个畸变的绞索中。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并没有完全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注：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30年》，第229-295页。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19页。）“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9页。）由此可见，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试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就带着它的天生的软弱性，因而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那一场中国究竟走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终于在一片庆幸声中丧失了知识分子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和立场。在漫漫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广袤的国土均沉静在稳态宁静的农业文明的古典阳光笼罩之下，隔窗窥视着东渐的欧风美雨，等待着文化的“渐变”。而80年代（台湾稍早十多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转型，绝不是以“渐进”的历史方式缓行的，而是以经济结构的“突变”带来了社会文化结构的“突转”，于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大碰撞所带来的文化裂变给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思想观念都造成了根本性的篡改和颠覆。从“渐变”到“突变”，无疑给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平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从整个世界的格局来看，欧美的资本主义全面工业化过程几乎要比中国早一个世纪，“摩登时代”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观念，而且也破坏了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以美国为例，亨利·纳什·史密斯在其《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一书中，就明晰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残酷演进的事实，并对当时美国著名的乡土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家哈姆林·加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立场进行了褒扬：“19世纪初农业理论家总是煞费苦心地将美国农民与被残酷蹂躏的欧洲农民区分开，而‘荷锄人’的遭遇却和欧洲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一度曾是自豪的自耕农在加兰的小说和马卡姆的诗歌中却只不过是个田间劳动者，他象征着：‘被出卖、被掠夺、被侮辱、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注：HENRY NASH SMLTH著：《处女地》《美国文学史论译丛》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1版。）由此可见，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历史的进化必然带来了污秽和血，打破静态的农业文明秩序，对农民的剥削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的残酷无情。于是，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目光的作家，无疑是要将批判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性和回到乌托邦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视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自19世纪到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几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或许，我们在解析任何空间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时，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文化解码符号。 综观20世纪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益逼近，中国稳态的农业社会结构在70、80年代已经开始面临着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亦如上一世纪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那一场工业革命后的人文思想裂变一样，中国海峡两岸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不断渐进的现代物质文明侵袭之中面临着一个跨世纪的文化两难选择。 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接受过程中，几次错过了与资本主义的大的对撞，因此，在整个世纪的一多半的时间内，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宗法式的农业社会之中。“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从西方取来了精神的圣火，然而，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大工业灾难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仍旧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五四”新文化虽然有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脆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特定时期根本就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壮沉沦。正如茅盾在长篇小说《子夜》中所塑造的那个失败了的资产阶级英雄吴荪甫一样，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事实，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那种庆幸欢呼的价值立场无疑是社会进化论的误判。因此，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直到80年代（其中台湾略有不同），中国的乡土小说仍处于一个描写静态乡土社会的状态，无论是悲凉的乡愁，抑或浪漫的田园牧歌，都绝无那种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冲击的巨大压迫感作为作家创作哲学感悟的逻辑起点。而近20年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潮以及大陆和台湾风起云涌的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给整个社会，尤其是曾为一体化的农业社会带来了空前的重创。在大量的土地流失下，农业人口的巨大流动和迁徙；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阴影的笼罩下，遮蔽着的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激烈碰撞；传统的乡土文化以它优美而悲悯的孱弱身影落寞沉沦于雄强的现行物化世界之中；现代的都市文明以它丑陋而诱人的狰狞面目蓬勃雄起于转型的异化而实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凡此种种，我们终于看到了本世纪两种文化在中国这块最古老的农耕土地上殊死交战的悲壮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