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它始于“五四”，终于“五卅”，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发端，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涌现大量作家，他们以巨大的社会热情与自觉的理性精神去拥抱、透视与剖析当时社会各种问题，呈现出强烈的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有人在描述当时“问题小说”繁荣状况时说，出现于1918至1921年之间（即“问题小说”高潮期间）的新小说家几乎都是“问题小说”家。可见，探讨问题成为当时创作界的一种时代风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问题小说”在这一特定时期如此兴盛，其主要内容、特征、意义及局限何在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在“问题小说”上有卓越贡献的女作家冰心为例来进行探讨。 尽管从后来的创作看来，冰心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散文而不在小说，但是，冰心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出现却是和问题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从时间看，她创作这类小说为期最长，从1919年《两个家庭》的发表到1925年的《往事》集的出版，几乎贯穿了“问题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其次，从数量上看，包括《去国》、《超人》、《往事》三集，共计三十多篇，数量较多；第三，从内容上看，她的“问题小说”包括国难问题、青年问题、人才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下层劳动人民问题，虽然具备“问题小说”泛而不精的普遍缺点，但是几乎囊括了“问题小说”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第四，从影响上看，《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悟》等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影响较大。从这里可以看出，冰心曾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于“问题小说”的创作，为“问题小说”的兴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有人称她为“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由于她的“问题小说”的优点代表了当时“问题小说”的一般优点，其缺点也代表了当时同类小说的普遍不足，这样，考察她的“问题小说”便具有了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的意义。 冰心的“问题小说”习惯上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问题小说，时间从1919年至1921年。主要包括《去国》集以及集外的七八篇小说。这一阶段的“问题小说”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如关于青年问题，有《斯人独憔悴》、《去国》，着力于对封建家长制和腐败的政治制度的批判；关于国难问题，有《一个军官的笔记》、《一篇小说的结局》等，控诉战争罪恶，宣扬反战思想；关于妇女问题，有《最后的安息》、《是谁断送了你》、《秋风秋雨愁煞人》、《撞鸿的妹妹》等等，宣扬男女教育平等和女性婚姻自主的思想；关于家庭问题，有《两个家庭》、《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探讨合理的现代家庭制度。其它的还有一些反映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如《三儿》，反映农村愚昧落后的如《还乡》，反映人们迷信陋习的如《骰子》，反映青年内心苦闷的如《一个忧郁的青年》、《烦闷》、《一个奇异的梦》等。可以看出，冰心是广泛地切入了社会的，她与“五四”第一代大多作家一样，具备了强烈时代责任感与历史忧患意识，自觉将改造社会的重任置于自己的肩上，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一点，她与稍后由创作心理问题小说起家而后转入自述传抒情小说写作的庐隐、始终专情于浪漫抒情小说创作的冯沅君、石评梅以及描写“温饱而微愁”的家庭生活的凌叔华、苏雪林是有鲜明差别的。而跟陈衡哲的小说比较相近，故有人称她们的小说为启蒙主义的“问题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有些评论家把二十年代出现的这批女性作家统称为“闺秀派作家”实际上是过于笼统的。实际上，在“五四”狂飙突进的岁月里，冰心不仅走出了闺阁之门，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她这样描述了当初的创作情形：那时“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注：冰心：《从“五四”到“四五”》。）可见，她的创作源泉来自社会，她的笔是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而不是宣泄闺怨的手段，因而其意义也不仅是“闺秀派”所能涵括的。 在回顾冰心这一阶段的“问题小说”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一下她的妇女家庭题材的“问题小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大众最敏感的话题。茅盾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对1921年第二季度的一百多篇“问题小说”进行了整体考察和归纳，得出的结论是：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需从“五四”特殊的时代氛围来寻找答案。从国际背景上看，十九世纪初正是欧美诸国女性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我国“五四”运动产生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中，不能不受到影响；从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情形来看，由于伦理传统的根深蒂固，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异常深重；从历史传统来看，旧民主主义时代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启蒙主义思想已促进了一批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青年的觉醒。这样，妇女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加上历史上的进步传统，在国际女权运动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在中国涌起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思潮。我们翻看当年的史料便可发现，从1919年至1921年各地出版的专门妇女刊物多达十余种，许多当时很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如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均辟出专栏讨论妇女问题，而当时散见于各报刊的讨论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妇女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妇女问题研究和探索的热烈程度。妇女解放运动既成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紧密联系的男女恋爱、婚姻家庭问题成为人们热心探讨的话题自然很容易理解了。其次，从当时从事“问题小说”创作的主体看，他们大都是刚走出校门或仍在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正憧憬着爱情的美好，有些正体验着恋爱的苦恼，也还有些或许已饱尝了不幸婚姻的痛苦，这样，他们的处境、经历使这类题材的小说不仅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成为了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切实需要，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喋喋不休地叙说他们自己的或就他们生活圈子内所见所闻的恋爱的苦恼、不幸的婚姻。作为一个敏感的青年女性作家，冰心当然不能避开这样的题材。在她1919年至1925年发表的三十来篇问题小说中，妇女家庭小说共八篇，约占三分之一。比起当时汹涌如潮的同类小说来，在数量上不算多。但是作为一个关注妇女解放的启蒙主义作家与作为一个同样是被解放对象的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女性来说，她的作品就不仅具备了此类小说的普遍特点，而且具有一般男性作家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在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她一方面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对女性不幸命运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同时指出妇女要得到解放，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利。例如《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中断她心爱的学业，去过她所厌恶的少奶奶生活，一腔改革社会的宏伟抱负化作轻烟一缕。《庄鸿的姊姊》中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剥夺了继续求学权利的“姊姊”最终郁郁而死。《最后的安息》中的童养媳翠儿在愚昧的婆婆折磨下悲惨地消失了她青春的生命。这些小说具备了当时“问题小说”共通的毛病，一是偏重描述现象，缺乏对其社会根源的揭示，因而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良方。例如《最后的安息》中把翠儿悲惨命运的根源归结为“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就会生出翠儿她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有像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而对造成乡下人无法接受比较正规教育的社会根源——经济上的贫困，作者并未指出。又如《是谁断送了你》以一“须发半百”的老人的“弹泪”凭吊“可怜的怡萱侄女呵，到底是谁断送了你？”作结，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读者。二是主人公极端的软弱性，他们在社会的压迫下没有一丝挣扎或仅在轻微的挣扎下就迅速走向了悲剧结局。茅盾曾经尖锐地指出过她的这一毛病，说“她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样软脊骨的好人”，说她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而在孱弱的好好人中“典型”的一个（注：茅盾：《冰心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这固然体现了她的改良主义思想，不喜欢极端与斗争的手段，诚如茅盾所言就是“中庸思想”（注：茅盾：《冰心论》。）。由于这一思想的存在，妨碍了她作为一个思想性的“问题小说”作家所必备的观察生活的深度与看待问题的高度，所以，她超不出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仅浮于现象表层的“平等教育权与婚姻自由权”两个口号，这是冰心的遗憾；但另一方面，她之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家庭的不良现状，描写悲剧的主人公，也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注意，“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很难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可见，这也是在客观上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注：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