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是50、60年代中国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出版后便被称为“史诗式的作品”，是以概括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图景”，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注：冯健男：《论〈红旗谱〉》，《蜜蜂》1959年第8期）《白鹿原》是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与当年的《红旗谱》一样，它面世后便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获得“史诗式作品”的评价。尽管对《白鹿原》还有着诸多争议，但作为“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注：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则是可以肯定的。把《红旗谱》与《白鹿原》（以下分别简称为《红》、《白》）放在一起分析，这不仅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部重要长篇有着惊人的可比性，而且通过这两部历史叙事的比较，可以看到两个时代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进而去探讨当代历史叙事的变化及其精神结构的变动。 一 《红》与《白》在小说类型上都可以称为家族小说。莫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家族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它也分担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是认识人类进步过程的珍贵标本。除此，家族还时常被人称为“文化的千层饼”，因此，家族小说历来就是中外文学表现历史和复杂的人文内容最经济最丰富的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红》与《白》都是以家族的迁变、争斗来浓缩历史嬗变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实践。但《红》让家族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来叙述，表现出阶级的历史希冀，历史信息更直接出自于历史的“原生情境”；《白》则倾向于家族结构及其变动和一些历史经典行为的叙事，历史信息更多地来自于家族叙事的隐喻性，表达的是作者对民族历史及其存在的思考和生命感受。 《红》取材于作者一生难以忘怀的“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这两个华北地区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事件是小说叙事的重心和高潮，锁井镇上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历史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历史，就是在这两个历史“原生情境”的发生发展中得以展开的。作家梁斌的叙事目的很明确，他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这样，家族的行动直接进入历史中的政治事件，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于叙事之中，锁井镇便划分出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农民跟以冯兰池家为代表的地主这样两大对立的阵营。朱、严一方经济贫困，政治上跟共产党走，文化上是宗法的造反者；地主一方经济富裕，政治上是国民党政权在乡村社会的代表，文化上占据宗法霸权；而血缘上农民三代人气血相通，地主两代人也一脉相承，双方都不出现叛逆自己阶级的人物。三个家庭两大阵营，经历了“大闹柳树林”、“对薄公堂”、“反割头税”、“二师学潮”，直至第二部描绘的“高蠡暴动”等尖锐冲突，农民的反抗循着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由自由发到集体的政治理性轨迹成长，叙事也在一个全知叙述者对历史时空的全局把握中用过去到现在的循序而进方式与主题对应起来，由此将家仇族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通过家族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像，叙述现代中国农民的成长史，完成了以国共斗争为核心的、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的中国革命史的文学建构。这是一种革命的叙事，这种历史叙事的最主要特征是以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二元对立方式，来组构贫富对立、族姓对立和阶级对立，它既表现了一种社会排斥倾向，也体现了一种社会肯定的意图。在50、60年代的中国文坛，这种叙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模式。 《白》显然不属于这种叙事。《白》所叙述的历史时空和对象虽然与《红》相去不远，但陈忠实要组构的是“一部民族的秘史”，这是《红》那样的阶级对立模式无法表达的。与《红》不同，《白》没有太多地去直接展示创造了历史大动荡的集团之间的搏斗，它更关注的是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它把政治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让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黄土地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塬，通过白、鹿两姓合二而一的宗法文化的恒常与震荡，来探究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很多评论以及《白》的“内容说明”都称《白》叙述了“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取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的故事，这其实很不全面，像中外许多著名的家族小说一样，《白》的叙事世界是由家族之间及家族内部以及家族与社会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组成的，这里更多的是诸如出走与回归、繁衍与毁灭、再生与腐朽、以及父子冲突等等历史的和家族的经典行为。 《白》重点描写两姓一族三个家庭：白家按阶级成分是地主，主人白嘉轩是一族之长，执掌宗祠文化大权，但他却是农民心目中德高望众的宗族领袖，政治上他不涉猎任何党政派系，他的对立面不是党派也不是农民，而是违背千年礼俗和族规的任何人；鹿子霖家也是地主，他当了乡约所以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权有所瓜葛，也因此增加了一点与白嘉轩明争暗斗的资本，但他与白家的争斗并不在于经济政治上，而在于人格面具在于更多更高地享有宗法权力；另一家是白嘉轩的长工鹿三，这个穷人不仅不像朱老忠他们那样起来反抗地主的剥削压迫，反而把东家当作自己的恩人，虔诚地信奉和捍卫着东家执掌的宗祠文化。这样，《红》那以农民和革命政党为一方反抗地主、宗祠文化与反动政权同盟的历史叙事模式，在《白》中就被以文化为纽带的叙事代替了，叙事从社会斗争走进日常生活，伸入民族文化心理，也由此显得更复杂更隐秘。 再看家族血缘关系上的叙述。在《红》中，锁井镇农民的第三代都参加了革命，地主的第二代投靠了官府，由家仇族恨演化的阶级间的政治斗争是几代人延续而下的。《白》在叙述白、鹿两姓第二代人的故事时也有了较浓烈的政治色彩，国共斗争到这时已成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白、鹿儿女们的社会政治角色也有了国共之分。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父辈的关系，则不可能像《红》那样以政治立场去加以确认。叙事在这里横枝逸出，错落生长，典径通幽，最后都连结到了白鹿原文化精神这个叙事支点上。 白孝文是白家长子，他从族长的继承人到家族的弃儿再成为国民党县保安团团长、最后率队伍起义当上家乡的县长，经历了生命的禁锢与诱惑、道德的堕落沦丧和死亡恐惧及洗雪耻辱的精神苦旅，但当他把同路起义的黑娃处死时，就意味着他已完全抛离了白鹿原这个“仁义之乡”的文化精神；黑娃是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他的人生道路是白孝文的鲜明对照，他带回东家的小老婆，他闹农会搞“风搅雪”，他捣毁祠堂当了土匪，这都是对白鹿原原有生活和文化秩序的叛逆造反。但在经历一段生命动荡的岁月之后，他回乡认祖归宗，在自己原先仇视的白嘉轩族长主持下完成了祭祖仪式，并成了圣人朱先生理想的关门弟子。黑娃的这条道路，隐喻的是一种文化的回归。白鹿原上的这两个身份不同性格相异的第二代人，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家族继承人变成非仁非义之徒，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叛逆者回归到文化故乡的怀抱，这正好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起笔，描画了一个文化历史的圆圈：白孝文的起点是黑娃的终点，黑娃的终点则是白孝文的起点。有人抛离，有人回归，时有离去，终究返回，这正是一种民族历史处于恒态不衰而又不无变动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