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没理清的公案 鲁迅(1881-1936)和梅兰芳(1894-1961)均是我国文坛的主将，同时又分别是各自文化领域中的旗手。他们生前是否有过当面的接触？据查可知，1933年初，77岁的英国文豪萧伯纳访问上海时，鲁迅和梅兰芳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会。然而就是这样两位平生并没有进行过频繁和深刻接触的人，鲁迅却在次年撰文尖锐批评了梅兰芳。 鲁迅化名“张沛”于11月的5日和6日，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上篇中说：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要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这无疑是尖锐的，但因用了笔名的缘故，该文没能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据向北京的鲁迅研究所了解，此文发表后在文坛无大反映。在梨园就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热爱梅兰芳的戏迷，你如果当面骂梅，他会和你拼命；但如果在报纸上写文章，用的又是戏迷看不懂的语言，他就绝不会去找这位“张沛”打架。对比于封闭的梨园，梅兰芳自然要消息灵通得多。但对于这一篇无端痛骂自己的文章，署名更是一个在梨园没有丝毫知名度的人，即使梅身边的人看到了，也不会气急败坏向梅报告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梅晓得了又怎么样？梨园从没有和“外人”争辩的习惯，更何况梅当时已是谭鑫培之后新一届的“伶界大王”，就在一两个月前，他刚刚在北平和程砚秋做过一次对垒，同在前门外的两个戏园子各唱各的戏。这无论在戏迷还是在他梅兰芳的心中，都远比一篇骂人的文章要有分量得多。梨园哪个名伶，又岂是能被“外人”所骂倒了的？更何况此际的梅正忙于赴苏演出，需要筹备的事情太多，他顾不上去打听“张沛”的真实姓名，骂自己到底有何背景。梅不惯用文字做回答，更不会写杂文。只要赴苏把戏唱好了，就比什么都好。 全国解放之初，梅兰芳一度思想很活跃。1949年冬在天津，梅随意而又真诚地发表了“移步不换形”的谈话，此举险些招致来自北京的严厉批判。几经权衡之后，梅听从了上级安排，在天津的一个座谈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一切才化险为夷。此后，虽然梅依然是那么质朴和真诚，虽然无时无地脸上都充满谦虚的微笑，但他性格上毕竟产生出一个变化：一切都小心翼翼起来。或许在此时，他偶然听说鲁迅30年代曾写文章骂自己，或许他马上让梅党旧友找来这篇文章，他或许读后久久无言又久久不解——既然1933年共同欢迎过英国的萧伯纳，怎么次年就在我最忙的时候从背后捅了一刀？一个那么伟大的人，既然对我有看法，为什么不肯署上真名呢？据后来有的研究文章透露，50年代但凡在北京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梅兰芳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照例本应参加，但每一次他都请假或提前退席。他不能向这位伟大的人“以眼还眼”，他只能沉默地采取这一办法。与此相反，梅在其他方面再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他尽情地与全国戏曲界的朋友切磋技艺，他认真率领“梅剧团”演出于天涯海角。他的声名急剧增长，他成为整个戏曲战线的旗帜。国家为他个人举行了舞台生活纪念活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1958年，梅兰芳继程砚秋之后，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最后，梅1961年陡然去世，陈毅副总理在代表国家所致的悼词中称他为“一代完人”。 至于早已逝世的鲁迅，解放后就更是盖棺论定。他生前的文章触及的方面广阔又异常犀利，一般在文化领域发起政治运动时，总也不会忘记选取他的语录作为武器。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到后来的批胡适等一系列运动，鲁迅语录就一直披挂上阵并冲锋在前。昔日最不听话的他，如今变成一位最最听话而又百发百中的好朋友。他虽然生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但“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朋友”。由此可以认为，鲁迅不仅是“一代完人”，更是“一代伟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活着的梅兰芳和死去的鲁迅再没有相碰撞。等到1961年梅去世，当然碰撞的事就成为更不可能的了。 “文革”中，鲁迅依然是批判文艺封资修的一面大旗。他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无论是批判“四条汉子”和评《水浒传》，还是评《红楼梦》和评法批儒，他都是锋芒毕露、一往无前的。已经逝去五年的梅兰芳，依然没能逃脱被“文革”触及灵魂，他的家被抄，他的墓被砸，他的艺术被否定。稍后由于周总理的保护，批判梅的事态才没有扩大。 新时期中，文坛开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大背景下重新研究鲁迅。以往的研究，都是沿着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进行，而新的研究则是从新的角度另辟蹊径。有人从东西文化的思路，分析鲁迅如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做出“取今复古、别立新风”的正确文化选择。也有些青年研究者是站在另一个世纪之交，景仰鲁迅“社会批评家”的形象，从而去勇敢地总结历史、针砭时弊。还有人运用西方研究者习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诸如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某些领域的方法也引进到鲁迅研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