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不能不研究这一民族宗教观之发端——鬼神观。鲁迅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中，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中，对中国人的鬼神观作了深刻的论述，是他终身所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1 始于近代的中国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与当时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紧密相连，是受西方神话学的影响，伴随着晚清思想革命而生发的。此时神话学、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以科学破迷信，是对中国人的鬼神观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发表于1903年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作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山之作，首先提出的就是神话对于国民精神的影响：“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故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在此已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近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郑振铎等对此都作出了贡献。鲁迅不同于其他文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借鬼神探索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时是借鬼神解剖民族的灵魂，借鬼神以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 鲁迅是唯物论者，他不信神亦不信鬼，认为鬼神是“境由心造”，人之所为。鲁迅生活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在吴越文化的氛围中，在民俗民风的熏陶下，具有“报仇雪耻”之乡的会稽遗风，形成了鲁迅性格中坚毅的一面；鬼神故事的耳濡目染，又使鲁迅对民间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爱好。鬼神故事中的优美动人为他所深深喜爱，他不只一次描述的无常、女吊，及《五猖会》中的迎神庙会，《我的第一个师傅》中的出家人生活，都是无以忘怀的童年生活所留下的美好记忆。而《故事新编》中的女娲、禹、羿、眉间尺等不仅代表着鲁迅的审美趋向，也有着深刻的寓意。同时鬼神信仰中的糟粕又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祝福》中对灵魂有无的发问，《阿Q正传》中对国民性的揭露，《二十四孝图》中对“孝”的质疑，及杂文中随处可见的“鬼”的影相，都代表着鲁迅对中国人鬼神观的批判。 鬼神信仰不仅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形成一个民族国民性的重要原因。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任何一个原始氏族过渡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必经的发展阶段。原始时代的人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自身现象，对自然界中无以驾驭的东西都认为是神灵的意志，对自身的死亡认为是灵魂的游离与附着。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取代了迷信，原始信仰在西方演化为“神人合一”的宗教，主张的是皈依上帝，尊崇灵魂，鄙视肉体，重彼岸轻此岸的一神论信仰。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人生活领域和生产方式的同一性，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在与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国人务实重生的鬼神观念，其鬼神信仰的特点表现为“祖先崇拜”和“泛神论”。 儒家崇尚“天”，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中国人以“家”为本位，生活状态上的封闭、保守，传承方式上的重伦理、重血缘形成了鬼神信仰上的祖先崇拜。鲁迅说：“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礼”实际上就是祖先崇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注：《论语·为政》。）。祖先崇拜强调个人的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中，重宗族而轻个人，个人的一切只有纳入宗族的延续中才有价值。人的生存只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子孙的繁衍，历史上最具畸形的“典妻”习俗，正是为了子嗣，为了子孙的繁衍、延续，可以不受制于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此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生存观上则更重视今生，轻来生，务实求生，“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都是中国人的生之原则。生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而死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幻想着能长生不死，幻想着来世的报应能现世现报。孔子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道教的“求道成仙，长生不老”，都成为中国人生之追求，即信命于天，又渴求着长寿。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就生出种种死后的幻想，在设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同时，设想着种种长寿的办法，于是鬼神世界有着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关于死亡的观念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鬼神信仰，原始民族都相信人死为鬼，其魂不灭，鬼的观念正是由人对死亡的看法而产生的。所不同的是西方宗教认为人死后肉体毁灭，灵魂升入天堂。中国人则认为人死后灵魂回到祖先那里，仍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即使死后也在祭祀中与活人连在一起，因此对于死要给予隆重的厚葬，人死后依然要为他造个房子，甚至连鸡鸭鹅狗也要一块带上天。事死如事生，且看丧事中的种种规矩，之隆重，之繁琐，之持久，正是将此作为一种生之延续。“祭祀祖先”，即是相信人死后其魂存在于另一世界中而继续影响于后代，这一世界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体系，同时又恐怕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有了后人的祭祀，灵魂也便得到了安息，有了最后的归宿。“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注：《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家”如“枷”，困着活人与死人。在批判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鬼神观念时，鲁迅指出中国人对于死的态度是随随便便，其原因在于相信人死后可以成鬼，“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鲁迅的作品中饶有兴味地描写的鬼只有“无常”和“女吊”，“无常”与“女吊”都是民间传说中死后“讨替代”的“勾魂鬼”，“讨替代”是阴间之鬼转世为生的一种手段。鲁迅虽然很喜欢那“鬼而人，理而情”的“无常”鬼，但认为他对于死表现的却是无可奈何，随随便便，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于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更喜欢那带有强烈复仇性的“女吊”鬼，她的“讨替代”，转世为生是为了复仇，唯有“生”才能复仇，而死后的“宽恕”等等都不过是昏话。中国人不能正视死，因而也不能正视生，只能将生与死寄托于鬼神。既然可以长生不死，自然是玩世不恭，随随便便，对于死的随便表现出对于生的随便，昏乱的祖先对于后代，生时便不将他当人，长大后也不会做人，于是一代一代的昏乱下去，由此形成了国民性的自满自足，不求进取，随随便便的苟活。鲁迅执着于生，不畏惧死，以进化的生命观对待人生，批判中国人生死观中的鬼神观念，他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注：《书信·310306致李秉中》。），但他也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他将自己的著作喻作“坟”，但却活在了后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