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瑛：知青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有人用“青春无悔”来总结自己的知青岁月，有人认为这是用强颜欢笑来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反思与整合，也有人觉得没必要把过去的苦难和创伤当成炫耀的资本，你对这些想法有什么评价呢？ 王安忆：这代人的自恋情结太强了，这些说法已经反反复复地听了好些年了，我也没听出什么新的内容。当然这个延续了多年的老话题依然有人重复，也和市场的需要有关，市场需要怀旧的内容，像30年代上海的老照片呵，知青生活当然也是一个热点。也许我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知青，我是69年初中毕业的，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运动。我想这个话题该结束了，至少我个人一点儿也不想加入这些声音。 王雪瑛：知青文学是指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一批知青作家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知青文学也在不断地嬗变，知青文学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有哪些作家的作品成了我们认识这个历程的标记？ 王安忆：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阿城的《棋王》，从阴郁的历史事件和控诉的知青文学的倾向中走了出来，让我看到了朴素、温暖和豁达。史铁生把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写得相当动人。《棋王》写的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游侠的精神。 王雪瑛：阿城张扬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个人内心的自由。 王安忆：张承志在小说中流露出的态度与众不同，他不觉得自己是知青，对方是农民，在他的笔下，自己是个人，对方是人民，是母亲。不论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还是《绿夜》，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这种态度。我觉得他的态度更好一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带有很强的抒情性，后来的《爸爸爸》和最近的《马桥词典》很理性，有点像人类学的考察报告。 王雪瑛：你喜欢的作品，知青文学的特征都不太明显。我个人认为知青文学发展嬗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知青文学的内涵不断消解、边界不断模糊的过程，你同意吗？ 王安忆：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描述，这种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知青文学中是不是有一种崇高的特征，我没有看出来，但确实有一些好作品。其实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过多次农村生活的经历，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日子》就是写她们在农村的经历。我们究竟以什么标准把知青文学从早就有的知识分子与农村的题材中独立出来呢？是不是特别强调“文革”的背景？ 王雪瑛：“文革”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因素。 王安忆：如果不是“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变成失败的社会实验，也许知青文学会有另一种面貌，不会是这样一种控诉的特征。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如此的经历，俄国的民粹派也是到农村去，面对广大底层的人生。我想，知青文学到底有没有独立出来的价值。 王雪瑛：你曾说过，小说的权力是虚构，你是一个虚构能力很强，对小说的形式很自觉的作家，你如何看知青生活对你写作的影响？ 王安忆：它首先刺激我，给我留下很多写作的材料，让我看到了多种状态下的人，在生活中，我喜欢看人，关注人。 王雪瑛：当许多作家沉浸在回顾知青生活的种种境遇时，你写了《本次列车终点》，小说的主题指向了新的层面：回城之后怎么办？ 王安忆：写作这个短篇时，有一个很伤感的初衷，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回到上海，就可以找回离开时失去的东西，其实生命在流逝，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回到上海同样无法追回。 王雪瑛：回城之前，上海就是目标，而回到上海之后才发现，上海不是梦想的实现，而是问题的开始。在具体的生存问题和形而上的问题的围困中，回望过去的农村生活，才体会到了以前被忽略的诗意与美好。 王安忆：当人们太执著于一个虚幻的目标时，会错过许多真实的美好，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就是这样一个错失的经历。 王雪瑛：韩少功在回忆知青生活时曾说，往日遥远村落中的生活，常常会突破遗忘的岩层，潜入今夜的睡梦，定格出清晰的图影，那么知青生活对你的影响也是终身的？ 王安忆：没有，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抑郁，这也许和我去的地方有关系，那是一个很世故的中原农村，有着相当成熟的本地文化。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半，后来考上了徐州地区文工团，拉了6年大提琴，这6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更大。 王雪瑛：虽说你直接表现知青生活的作品不多，但是从《小鲍庄》、《姊妹们》等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分明流露出你对农村的谙熟和对土地的亲近，我想如果没有两年农村生活的经历，你不可能写出这些被泥土滋养得壮实、饱满的文字，而这些作品在你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份量，至少它们拓宽了你的创作领域。 王安忆：城市是一个人造的环境，讲究的是效率，它把许多过程都省略了，而农村是一个很感性的、审美化的世界，土地柔软而清洁，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割，我们劳作的每一个过程都非常具体，非常感性，是一种艺术化的过程。农村对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农村是一切生命的根。我当年正是在黯淡的心情、强烈的青春期忧郁中，对农村的环境，自然的方式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人在寂寞抑郁的时候，感觉总是很敏锐。 王雪瑛：以后，你的笔触会更深地向土地延伸…… 王安忆：也许我深入农村的写作才开始，近来我的创作又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如《小说月报》发的《天仙配》和最近完成的《隐居的时代》、《轮渡上》。《隐居的时代》是以我插队的农村为背景的，一个知青的视线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散落在民间，我写了他们和农村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农村对我的意义不在于我会写出多少农村背景的小说，更在于它影响着我的审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