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1937-1949)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革命战争虽然严重地改变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生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三十年代产生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心理分析型的历史小说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继续的发展，李劼人在这时期中止了自己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但到底又出现了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新的类型的历史小说在这时期没有出现，但有两种形态的历史小说从二十年代零星地出现，至这时渐渐趋于成熟或有了较为多的作品，那就是：人生哲理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爱情小说。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小说家有下列几位：一、孟超：他从1929年开始发表历史小说《陈涉吴广》，但更多的历史小说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1942年，他在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小说集《骷髅集》，后又曾编成《怀沙集》，未及出版。他的历史小说多属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兼及他种；二、冯至：他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十年磨一剑，一个时期有一篇历史小说作品，第一个十年发表了短篇历史小说《仲尼之将丧》；第二个十年发表了短篇历史小说《伯牛有疾》；第三个十年则有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我们认为，不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他的《伍子胥》都体现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可视为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的典范性作品；三、杨刚：他于1939年由上海少年读物编辑社出版了中篇历史小说《公孙鞅》，如前所述，它是政治斗争题材历史小说中的一部较优秀的作品，也是为数不多的中篇历史小说之一；四、廖沫沙：他是在四十年代开始历史小说创作的。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他化名易庸，在香港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发表了《东窗之下》、《南都之变》、《碧血青磷》、《江城的怒吼》、《信陵君之归》等历史小说。后来，又在其它报刊上发表了《厉王监谤记》、《咸阳游》、《接舆之歌》、《离殷》、《陈胜起义》、《曹操剖柑》、《鹿马传》等历史小说。1950年将《厉王监谤记》以下七篇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历史小说，题材较广，爱国主义题材、农民起义题材、政治斗争题材、知识分子主题均有，但均围绕现实问题取材，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五、李拓之* 他于三十年代开始历史小说创作，是把施蛰存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重要的历史小说作家。在这个时期，他又创作了《焚书》、《变法》、《听水》等历史小说；六、罗洪：她于抗战胜利后始发表历史小说，有《牺牲》、《薄暮》、《笼着烟雾的临安》、《斗争》四篇。主要侧重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牺牲》写荆轲；《薄暮》写岳飞；《笼着烟雾的临安》写文天祥；《斗争》写夏元淳；七、秦牧：秦牧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小说的。他的历史小说有《囚秦记》、《死海》、《火种》、《伯乐与马》和《诗圣的晚餐》五篇。数量虽不算太多，但选材广泛，不落俗套；八、谭正璧：不论就其代表性，还是就其独创性，他都应该被视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小说作家之一。在抗战爆发前，他是中国一个蜚声文坛的文学史家，此类著作颇丰并有影响。上海沦陷后，他因家累滞留上海，在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民族气节，靠卖文为生。1945年上海杂志社同时出版了他的两个历史小说集《长恨歌》和《三都赋》，同年上海中国书报社又出版了他的另一个历史小说集《琵琶弦》；九、欧小牧，他于1947年出版了短篇历史小说集《七夕》，内收《当垆》、《投阁》、《捉月》、《七夕》等四篇历史小说和一篇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新儒林外史》的残篇。十、谷斯范：谷斯范的《新桃花扇》是这时期唯一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此外，聂绀弩、王统照、苏雪林、李俊民、包文棣、吴调公、蒋星煜、魏金枝、端木蕻良、张爱玲等人都有历史小说作品发表，而选编的历史小说集则有宋云彬编选的《历史小品集》等。 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大多仍继承着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传统，这我们在论述三十年代历史小说时已有论述，而在这时期趋于成熟或蔚成局面并代表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的特色的，有下列二类： 1.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按其本质的意义讲，原本是一次人生哲学观念的变革运动，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社会结构形式的初步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处境和地位，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的人生哲学观念已经很难满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需求，用一种新的人生哲学观念代替固有的人生哲学观念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在其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人生哲学观念的建立，应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的人生感受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但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又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刚刚诞生，就从西方的思想学说中取来了现成的人生哲学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除了鲁迅始终重视自己的人生感受并以自己的人生感受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人生哲学观念外，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内的多数新文学作家大都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这就把“五四”人生哲学观念的变革仅仅做成了一个思想学说的变革运动。这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就是除了鲁迅的作品之外，多数新文学作家更满足此时此地思想感情的直接表白或对现实人生现象的直接思想评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间断地复杂交流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人生体验，极少得到新文学作家的重视。到了三十年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更加强了新文学作家对具体人生选择的重视。他们在下意识中就认为，人对自我的人生选择是具有完全的主动性的，而这种选择就是在正确与错误间的选择。人对自己人生的被动性是在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但几乎是循着一种自然的趋向，当西方思想学说被中国热情、乐观的青年文学家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旗帜，那些感受到人生的被动性的作家则又重新返回到中国传统佛、道思想学说中寻求自己的哲学根据，并以此作为抵抗盲目乐观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周作人、废名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新文化的回归趋势。但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人生困境绝非是用传统佛、道人生哲学所能解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在于：他们不但不再具有人生选择的绝对自由性，而且也失去了自己不做人生选择的绝对自由性。他们不再可能像传统佛家和道家知识分子一样离开社会人生而遗世独立。在永无休止的人生追求中、在不断的人生选择中，在感受形形色色的复杂人生现象的过程中体验自我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和丰富自己的人生哲学观念的唯一有效途径。这是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