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末启蒙主义兴起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构思一度为广义的“象征”手法所深深吸引，从而形成了“宽泛的象征主义”现象。显然，这种“宽泛的象征主义”与作为现代主义前锋的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也并不像厨川白村所指出的“广义的象征主义”——“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那样浮泛：“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注：转引自《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这时期宽泛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乃与黑格尔老人在《美学》中所概括的“象征型艺术”有相像之处：“象征型艺术所表现的是理念的抽象定性”。（注：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页。）启蒙时代的作家在头脑中确实较多地充溢着“理念”的要素，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批判、反思和革命、改良之类的内容对于他们也确实是“抽象的”，“未受定性的”，故他们在诉诸文学表现时又找不到一种成熟的、足够丰富的理念表达方式和途径，因而较多采用象寓、假借等手法，在艺术类型上契合着黑格尔所概括的“象征型”。 但这种“象征型”艺术手法及其在一定时期内如此普遍的覆盖率，显然又为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初兴起到了良好的张目作用，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象征主义文学的文化基础和文学基础，而且这种普遍的艺术手法所形成的浓厚的艺术氛围也为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空气。于是，到了“五四”时代，初创中的中国新文学便拥有了充满“象征型”艺术因素的文学传统，同时也具备了引进象征主义的土壤与培养基。 一 一般认为西方象征主义的始作俑者是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波特莱尔作品及创作模态的传入并产生影响乃是中国象征主义发生、发展的基本依据。考察初兴时期的象征主义文学的实际，有理由对这一假说产生怀疑。《少年中国》虽然集中介绍过波特莱尔，包括田汉都写过介绍、称赏这位著名“恶魔诗人”的专文，但该杂志同样也将魏尔伦纳入了探求的视野。李金发诚然是被朱自清称为介绍波特莱尔的第一人，但他同时又说“我的名誉老师是魏尔伦”。（注：《巴黎之夜景·译者附识》，《小说月报》第17卷第2号，1926年。）尽管鲁迅对波特莱尔等“摩罗诗人”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但他为中国新文学史贡献的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象征主义色调与品味的取得却并非来自波特莱尔的启示，同他的其他小说如《药》相联系，所有的倒可能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稍后沈雁冰、易家钺等人也从梅特林克那里总结到了象征主义的诗学本质，包括“千里眼的写实主义”之类。再考虑到启蒙时期以来“象征型艺术”及各种宽泛的象征主义所形成的较强势的传统力量，完全可以认定象征主义之于中国文坛的来源之广。 中国新文学的缔造者们一开始就没有像日后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狭隘地看待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现象，他们将这种现象视作中国文学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时候，人们可以忽略“象征主义”这一名称和概念，却无法回避类似的文学现象给初建的新文坛带来的巨大诱惑力和驱动力。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将包含象征主义在内的“自然主义”视为中国新文学的必然先导，《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所表述的意思与此正相仿佛，认为象征主义之类的“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有人甚至将象征主义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理想境地来看待，认为现实主义只能作为象征主义的基本前提。（注：朱希祖：《文艺的进化·译后记》，《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沈雁冰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将象征主义称为“梅德林开起头来”的“表象主义”，认为这种主义乃是中国新文坛所急于补充的。他还明确指出象征主义处在那时人们普遍看好的“新浪漫主义”的前列。 无论人们对象征主义是否信奉，也无论他们究竟对象征主义理解多少，“五四”时代的文学家显然对象征主义一般都能表现出或清晰或朦胧的欢迎意向，而对“象征”一词也有着较为灵异的敏感。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十分感兴趣，郭沫若也质直地表白他信奉“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一说，并认为文学的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的世界”。（注：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33年版。）或许他们所运用的“象征”离象征主义差距甚远，但多少也传达出了他们对“象征”意象的天然亲和的感兴，这种感兴无疑有助于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坛上的登堂入室。 对于周作人这种古典文学修养既深厚又带有相应趣味的新文学家来说，认识象征主义原也不十分困难。周作人很自然地将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某些命题对应起来，认为象征主义就是“兴”——在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他特别强调诗歌的朦胧、回味与余香，这虽然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中抽绎出来的，却与象征主义理论颇相印合。让·莫雷亚斯在著名的《象征主义宣言》中正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象征主义诗歌作为‘教诲、朗读技巧，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的描述’的敌人，它所探索的是：赋予思想一种敏感的形式……”（注：引自黄晋凯等：《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从中国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出发，经过不怎么周折的旅航，就能登上西方象征主义的彼岸。正因如此，废名也就能从庄子和李商隐的诗学世界里体味到朦胧的生动和象征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