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将创造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它的作品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事实上，创造社主要成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曾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注：黄人影编：《创造社论》，光华书局1932年印行，第73页。）郭沫若这位未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却一直与鲁迅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两面旗帜，这里包含着我们对创造社的误读。本文试图考察创造社主要成员早期在日本的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国内文坛之间的关系，以便重新认识创造社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 虽然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但其主要成员的文学活动早已起步。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早期在日本对文学的探讨与国内五四文学革命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并行发展的，他们以不同的运思方式开创了新文学早期的两大潮流——重视主观抒情的审美文学思潮与重视解剖社会和历史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潮，二者没有从属关系。1916年秋，郭沫若因与安娜恋爱唤起了他作诗的欲望，创作了白话新诗《死的诱惑》《新月》和《白云》（注：郭沫若本人对这几首诗的发表时间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其进行严格考证，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采用1916年说（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卷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亦暂采此说。），这些诗后来都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其中，《死的诱惑》被译到日本后，厨川白村认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情调，是很难得”。这是最早得到国外学者首肯的白话新诗，标志着郭沫若白话新诗创作已经成熟（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卷第110页。）。这时，胡适尚未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离他的白话诗尝试还有一年多。创造社的另一位作家张资平191年在同文学院读书时，曾写过一些总题为《篷岛×年》的见闻散记，从1914年开始，他就大量创作小品、杂感包括追求异性的经过感想，这时《新青年》（《青年杂志》）尚未创刊。正是初期这些文学活动为他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他自称：“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欲最初发展的时期。”而且形成了真正的文学认识：“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智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创造。”（注：引自《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卷第545页。）这一文学观影响了他的一生。郁达夫到日本留学后就开始创作古体诗。1916年他将自己的诗作结集为《乙卯集》（未刊行）。在进行古体诗创作的同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郁达夫也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计有1916年写的《金丝雀》，1917年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1918年的《晨昏》，1919年的《两夜巢》，以及“一篇记一个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恋爱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尽管不够成熟，但这种文学尝试比国内新文学作家要早得多。毫无疑问，早期这些文学尝试，同样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 1917年在“五四”文坛上是值得纪念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橥义旗向古典正统文学发难，随后陈独秀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文学革命》，声援胡适，五四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但尚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尝试。1918年，《新青年》全用白话，五月，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五四文坛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卷第238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走向深入，《新青年》成为全国著名刊物，大受读者欢迎。这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都在日本高等学校从事非文学专业的学习。张资平因回国参加政治运动，大约阅读过《新青年》，但他对《新青年》很不满，认为“浅薄”，张资平的这一态度后来成为创造社成员的共识。张资平回到日本后，在博多湾海岸与郭沫若（已三年没有回国）见面，二人谈起了国内文坛，他们这段谈话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态度： （张资平生气地说）“国内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郭沫若）“《新青年》怎么样呢？” （张资平）“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其实，1918年正是新青年最为辉煌的时期，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文章都以雷霆万钧之势摇撼着古老的文明，可这丝毫也引不起他们的关注。于是，他们仿效日本文学界的样子决定“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采取同人刊物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郭沫若将这次谈话称为创造社“受胎期”（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卷第48页。）。从这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创造社的“受胎”并未受到国内文坛的直接影响。相反，创造社在萌芽期就带有一种挑战者的姿态。他们决定用白话出版刊物，虽然看上去像步《新青年》的后尘，其实完全是他们自发的主张，并未受《新青年》的启发。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用白话进行创作，这时选用白话出版刊物是顺理成章的。另外，他们利用白话，只是为了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准备出版的刊物，是纯文艺刊物，没有明确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目的，这与《新青年》团体提倡白话是不同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利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划时代的意义。后来的文学史家将他们的白话文学创作不加分别地与国内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