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K209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李伟森牺牲前，冯雪峰在其编辑的《萌芽月刊》上发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殷夫《小母亲》，以及赵景深在其编辑的《现代文学》上发表冯铿的《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时，都曾在《编辑后记》里写下简短的评语，（注：见《冯雪峰文集》（二）和丁景唐《欢迎校正相互切磋》，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这是同时代人对于作品一般性阅读的直观印象，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也因此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其研究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缅怀与考证研究的结合，二是研究中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色彩。 五位作家是被秘密杀害的，因此左翼文学阵营的首要任务是昭示事实。最早披露其被捕消息的是1931年1月18日的英文报纸《密斯氏评论报》。（注：参见《冯铿烈士》。）2月7日五位作家遇难后，首先是《文艺新闻》以巧妙的斗争方式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残暴。193年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发表了冯雪峰署名“蓝布”的《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恳请”弄清“文艺界一个不幸的消息”：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皆为中国文坛上活泼有为之青年”，忽于“一月十七日同时失踪”。1931年4月13日《文艺新闻》第五期发表署名“曙霞”、“海辰”的来信，告知与四位作家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位叫李伟森（《动荡中的苏俄农村》的译者），他亦是当今著作界的健将。”他们五人“都是为着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的作品，都是代社会抱不平的，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继之《文艺新闻》又接连发表五烈士照片，林莽的《白莽印象记》、萧石的《我在怀念着也频》等文章和有关消息。（注：见《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和艾方白《并非“隐约其辞”》。） 几乎与此同时，左联精心组织秘密出版了《前哨》第一卷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梅孙《血的教育——悼二月七日的我们的死者》、冯雪峰《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专号还刊登“被难同志传略”和他们的照片，发表胡也频遗作《同居》和冯铿小说《红的日记》。其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经鲁迅和史沫特莱商讨后，由茅盾和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发表于1936年6月美国《新群众》第七卷第一期，又由日本左翼记者白川次郎译述，载同年10月日本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阿Q正传》一书序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另有俄国谢曼诺夫据“左联”寄高尔基的英文译本转译成俄文。（注：见《左联词典》。）这些，从国内到国外，从秘密到公开，形成了“左联五烈士”的纪念与研究的最早的也是颇具声势的第一次浪潮。 鲁迅是“左联五烈士”的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研究者。早在1929年月20日就为柔石《二月》写下著名的《柔石作〈二月〉小引》。五作家牺牲后，鲁迅精心收集他们的遗稿，为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称“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同时选刊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特别是在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以深沉的悲愤不尽的思念叙写他与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的交往及对他们的印象，描述这些“中国很好的青年”在文学上的勤奋和执着。鲁迅还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压迫中顽强滋长的历史高度，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为题，高层建瓴地揭示了“左联五烈士”现象的时代与阶级内涵。 在三、四十年代，纪念评论五烈士的主要是其亲朋、同学、同乡等一批左翼文化人。除鲁迅外，还有冯雪峰、阿英、丁玲、马宁、郑振铎、林淡秋、唐弢等。这一类属于亲朋的忆介文章构成了建国前“左联五烈士”研究的主要类型。它们以特有的亲密关系饱蘸深情地评介五烈士质朴真诚的个性和对于革命和文学的热情。 沈从文于1932年6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记胡也频》是第一部关于胡也频的传记著作。“后来的《记丁玲》和《续集》也多有可供参考之处”。（注：唐弢：《晦庵书话》。）著者小心谨慎地避开“左翼文学”的题目，忆叙自己与胡也频和丁玲在北京上海的交往，描述胡也频“是一个自信的人”，具有“南方人的热情”和“偏执的固执”，写了许多“是用全人格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些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一种在文学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其中还具体描述了胡也频在“转换作品”后所受到的压迫和参加“左联”后从事的紧张而严肃的工作，“从这个海军学生更见消瘦的脸上”作者看出“在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显然是为一个极严重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沈从文以真实具体的描述将质朴诚实、热情努力的胡也频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他对胡也频诗的评析是独到和有见地的，后来影响了唐弢的有关“书话”。作者没有掩饰他对胡也频“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的敬意，也流露出他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对于左翼文学的间距。 在三、四十年代的“左联五烈士”研究中，张秀中的《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一篇不是从个人的过从情谊出发，而是作为学术研究，并且是在较大的理论框架中展开评析的重要论文。（注：收录于《胡也频选集》。）论者以“新现实主义”的“普罗作家”的“文学是政治运动的一翼”的观念为标尺，界定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以“生长在五卅运动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新的姿态开展在读者面前的，因了其内容的充实，意识的正确，技巧的熟练”，“在中国文坛是一部划了时代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五卅以后的新的阶段的开始”。论文还对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尖端的抒情写法”给予认真的梳理。这篇发表于1932年7月北京大学《新地月刊》第六期的论文，旗帜鲜明地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中评析作品的意义和人物，充分肯定作品所表现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分析作者对于社会革命的审美把握，其立论是坚实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