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情况下，不管人们是否懂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懂得心理学相关于情结概念的规定，他们在使用情结这一概念时都多多少少带有心理学的味道。这主要是因为，日常思维中的情结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心理学的产物，心理学发现并规划了情结的概念。但认真的思考使我们发现，心理学的情结概念作为方法虽然在分析作业中表现得卓有成效，其实是有缺陷的。它的情结概念带有太多的“设计”痕迹，从而显得缺乏必要的客观主义态度。不管它是否自觉到，心理学事实上是把情结规定成理性之外的一块保留地了，并且只有这样，情结概念才不会与心理概念的统一性发生矛盾。而在本质意义上，情绪在理性之外是没有存在的，只有在理性的概念之中，情结才会拥有具体的，明确的形式，并从而被“看”到。在这篇文章里，我对情结概念的使用将不局限在心理学的规定里面，虽然我并不否定心理学对情结概念的根本意见。我希望我这样做能够体现出我关于情结概念的如下的想法，情结在真实的意义上并不是理性之外的一块保留地，它直接地是主体思维的特定形式，这形式在与特定的客观相关物发生关联的情况下体现为具体而实际的思想方式，简短地说，情结本身是可分析的，只要我们把捉到作为它的体现的思维方式，我们关于它的描述就不仅仅是一种 从以上的想法出发，我们首先到达的观念是：美国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有着某种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并且，在逻辑构想上，后者的实际情况乃是前者之基本精神的出发之地，而这刚好体现在两者对大中华情结的完全不同的体现方式上。在描述大中华情结的文学表现时，我们当从后者开始。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方面，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方北方。他的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主义的整一性是非常重要的，他写的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垦荒经历，他的“写”本身其实也是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领地上的垦荒，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表达了那一代人的对生活以及人生的理解。一方面，大中华情结表现在方北方的创作思想上。他是个十分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身在马来西亚还能总想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回到中国参战。他曾把他回国抗战的经历、体验、感受写成三本小说（《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和《幻灭的黄昏》）。他的创作成绩主要表现在他对华人在马来西亚垦荒经历的描写上，代表作品是三部曲式的三本小说，《树大根深》、《枝荣叶茂》和《花飘果堕》。作家的大中华情结在关于这部分创作的创作思想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现。在《树大根深》的后记中，他说道：“用‘树大根深’的题意，描写华人祖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寝食俱废地历尽政治风暴的袭击和摧残，如何把生存的根扎下；进而由于树大根深，促使子孙饮水思源，关心民族大树的成长。以‘枝荣叶茂’一书，表现华人经济的成长与教育挂钩的情形；从而促成华社的觉悟而关心母语教育的发展。从‘花飘果堕’中，反映芸芸众生的华人精 例如，就《树大根深》而言，其中的任何一个组件，不管我们怎样充分而明确地把它对我们显现的审美含义与某种具体事情（如母语教育）、事件（如紧急法的实施）、现实社会（如马来西亚的华侨社会）等联系起来，它的审美价值都来自于更加广泛的、普遍的文化际遇，即中华文化。 以上谈到的表现在方北方那里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方北方只是一个代表，大中华情结在他那里的表现只不过突出一些罢了。大体说来，对于40-5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来说，大中华情结的表现形式都是差不多的，即使有所差别，也只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氛围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有关。我们应该认识到，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史所唤醒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走进现代社会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真正的中华意识。虽然在此前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就沉浸在“大中华”意识之中，但与其说那是中华意识，不如说那是一种迷信，那是一种只单纯地从自我出发经过盲目的膨胀形成的东西，没有边界，也没有参照，只是白茫茫的一片，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不可能拥有概念的东西。而近代史以来所形成的中华意识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东西，它有他者作为边界，它在自省中可以拥有本身的概念，它不但作为深层的观念规范普遍的中国思想，而且从深层浮现出来导引中国人的理想活动，参与实践方面的筹划。完全成熟了的中华意识使得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具有了一种可被日常理智把捉到的整一性。这种意识主导了整个这段历史的进程，也同时规定着个体心灵的各个方面的活动。因而，它影响文学创作也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60年代以来，大中华情结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它不再作为突出的观念对思想有效，它不再直接地参与重要的价值活动，不过，它依然作为基本的思想方式发生作用。体现在创作中，其情形是这样的：它不作为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规定创作思维以何种形式发展，它只作为该创作思维得以发生的普遍处境在不自觉中存在，即，它不被意识到但作为该意识得以发生的条件有效；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显然地”占据了创作思维的整个现场，从而使得创作呈现别样的面貌。这种情况在70年代以后的年轻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这样一点是应该加以强调的，就是，大中华情结没有被观念到并不等于它不在现场，更不等于它不存在。它始终在场，并且正好是审美思维得以发生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使意义成为审美的。 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大中华情结并不正向地体现在文本中，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它的价值等是以它不在场的方式被圈定出来的，这情况就象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于某种场合的意义往往只在他不在场的时候才获得昭示一样。反映、表现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接触时以逆向方式获得体现的大中华情结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必然主题，所谓（中国）文化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华文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真正地有所收获应该说是从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60年代起，一大批已经和当时正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化人从台湾到美国去生活，汉语文学从此开始大面积、全方位地关注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大中华情结也因而成为美国华文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