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我国的一个小省，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却是一个社会意识的实验场，拥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意识斗争的历史经验。仅以当代文学意识的呈现来看，就比大陆要丰富得多。初期有中国文学与皇民化文学残余的斗争，接着有中国文学与西化文学的斗争，继则有中国文学与“台独”文学的斗争。这些都是关乎中国台湾文学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其中，从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的台湾新诗论争，则是中国文学与全盘西化文学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役。这一战役参与的双方，从人员的身份来说，都是中国人，但就其思潮和理论的主导面来看，却具有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斗争性质。 一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势力，从大陆逃亡到台湾之后，其对意识形态尤其是对文艺方面的钳制，甚至比它在大陆时期还要严厉和残酷。不仅宣布革命作品为非法，而且宣布所有留在大陆作家的作品均为禁物。不准任何一支具有红色翅翼的小鸟和蝴蝶入境，台湾民众中因一本红皮书坐牢、杀头的已不再是鲜闻。他们一方面滴水不漏地阻断了祖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血脉，斩断了台湾文学在祖国大陆的根，另一方面也死死地把台湾文学和台湾文艺青年的思想，禁锢在反共八股的文学囚笼之中。为了打破这种禁锢，为思想寻找一个窗口，为文学寻找一点活水，一批具有民主意识的台湾文学青年，便把渴求的目光朝向了西方。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便成了他们敬慕和吞食的对象。从50年代初期起，西方现代派的诗，便首先涌进了台湾。1953年至1956年之间，台湾现代派的三大诗社，即：现代、蓝星和创世纪，便纷纷地举起了旗帜。现代派的诗成了台湾诗坛时兴的鲜货。这种情况表明，现代派的诗在打破禁锢，传输文学的民主气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现代派新诗引入台湾，虽然对打破反共八股控制台湾文坛的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对台湾诗歌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没，但其消极面却大大超过了积极面。众所周知，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现代派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它是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文学。而50年代，台湾社会还处于极其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残酷、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广大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急需的是斗争和反抗、揭露和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不是现代派那种无病呻吟的文学迷宫。因而50年代台湾的现代派诗是在不适宜的气候、土壤和水分条件下，移植过来的不适宜的文学之苗。所以它一出现，便与台湾当时的主客观环境格格不入。一场论战便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一般的战争，只有交战双方，不是战友便是敌人。但是台湾的新诗论争，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论争的初期，大体上处于一种非正规战的实验战争阶段。 1、保守右翼势力与现代派的论争。自50年代现代派登陆台湾之后，最初向现代派发难的，是代表保守右翼势力的苏雪林教授。苏雪林自五四时期起就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顽固地反对新文学，反对鲁迅。到台湾之后，还出版《我论鲁迅》等反对鲁迅的著作。她于1959年7月在《自由青年》七月号发表了《新诗的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借李金发之尸，攻现代派之魂。说现代派从大陆渡海赴台之后，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随笔乱写，拖沓杂乱，无法念得上口。”她攻击现代派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现代派打乱了旧文坛的秩序，改变了原有的诗歌成规。第一个站出来批驳苏雪林的并不是西化派的干将，而是反对新诗全盘西化的老诗人覃子豪。他在《自由青年》1959年第4期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兼致苏雪林》。在指出苏雪林的偏激、保守，“是不前进的批评家”的同时，也指出当时台湾现代派的弊端：“由于盲目拟摹西洋的现代诗，其结果以暖昧为含蓄，以生涩为新鲜，以暗晦为深刻，成为伪诗。”苏、覃的论争进行了两个回合，这种从历史角度引发的论争便让位了。这一阶段论争虽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但它却是台湾20年新诗论争的揭幕典礼。 2、杂文家邱言曦和寒爵与现代派的论争。在苏、覃论争稍后的日子里，杂文家邱言曦在1959年11月20日至23日的《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新诗闲话》的文章，从中国传统的古诗出发，对现代派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锋芒主要指向现代派诗语言的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将本来明白的话语变成梦呓。如果说邱言曦的文章还未能刺入现代派的要害，只触及了诗的形式。那么，寒爵的《四谈现代诗》便前进一步了。寒爵认为，台湾的现代派诗人们，不应当把法国象征派的那种充满了颓废、幻灭、消极、厌世、绝望，向酒精中求麻醉，向女人身上找沉迷的思想移植到台湾来。这是“一种背逆时代的走向，是一种不应有的逃避”。邱言曦、寒爵的文章一发表，台湾诗坛顿时失去了平静。现代派方面余光中、洛夫、钟鼎文、羊令野等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卷入这一论争的刊物有：《现代诗》、《创世纪》、《文学杂志》、《笔汇》、《现代文学》、《剧场》、《文星》等。当时最有名的是余光中的两篇文章：《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和《摸象与画虎》。论争的这一回合，虽然几乎涉及到了诗的方方面面，但最要害的问题还是新诗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以余光中的两篇文章为例，其一，他认为台湾的现代派并不是法国的象征派和早年李金发的* 离了现实，脱离了大众，脱离了人生，既不可能有诗，也不可能有诗人，又从何处来的默契和期待？如果诗人们都去追求“高山流水”和“名山期待”，世界不是要真的变成文化沙漠了吗？所谓超越传统，打破机械，岂不成了空话？此外，打破成规，超越传统是现代派，流水知音，名山期待是古典名士派，既想在意识上超越，又想在风度上守旧，岂不自相矛盾？可见现代派的许多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有时气势夺人也是可怕的。当时传统派中虽然有桓来、风人和梁容若诸将参战，但比起现代派汹涌而来的潮水，仍然处于劣势，现代派握着论争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