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可说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在她的女性叙述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和其从属性一样都和男性人物有着密切的连锁互动关系。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同时分析张爱玲笔下对于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 在大量书写女性压抑主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不难在张爱玲文本中找到作家意图颠覆父权的意涵。在此双重意义的女性叙述中，张爱玲的文本既能演绎“儒家女性”（注：“儒家女性”术语的使用，在此具有中国特有的宗法性别政治思想。在三纲五常的大主轴之下，儒家典籍中有关三从四德的性别文化秩序和尊阳贬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道统，在文化与性别层次上把传统女性贬为压抑符码。但除了压抑概念之外，儒家女性一语其实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女性意识。因此，严格而言，儒家女性的概念，是一种含有双重性质的、矛盾性概念。有关论点，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已另文探讨。这里不拟赘述。）的从属与压抑问题，亦具备讲述女性主体的能力。此种同时具有承载女性压抑和颠覆父权的女性书写，正是女性文本的空隙、沉默与简缺的意义所在。 本文即将探讨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主体如何借助去势父亲的书写策略而被突显出来。在张爱玲所提供的文本模式中，女性的内囿、焦虑、丑怪与疯狂，被安置于男性／父亲的去势、阉割的现实里，丝毫没有维护父亲权威和男性传统形象的迹象。这样的叙述布局暗藏了女性文本中的反父权意识。而这种反叛父权文本的女性书写，乃和作家的女性主体关系密切。 张爱玲对于男性家长或男性人物的描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构成“无父文本”（注：“无父文本”问题，笔者已另文专论，此处不拟赘述。）的书写，即是把男性家长排除／放逐在文本之外，而形成女性家长当家作主的文本模式；其二，则是文本所要探讨的男性“去势”与“阉割”的书写现象。在传统“父之法”(Law-of-the-Father)下，女性主体往往遭受父权意识的压迫，而被“结构”在“他者”之中。然而，此种作为他者的沉默群体(muted group)，却在张爱玲的“杀父书写”和其对于男性／父亲人物的“阉割去势”中，得到替代性的补偿。一方面，男性角色成为被阉割去势者，另一方面，女性家长则取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传统父权的性别主体，在作家的书写中被其叙述语言所盗取。 如此一来，传统儒家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精神迫害和文化扭曲，在张爱玲的书写中，便通过阉割去势的书写模式，反过来落在男性身上。在这种书写模式中，张爱玲企图把女性的历史创伤转移到男性角色中，并成为攻击传统父权的来源。这些在张爱玲小说中被排挤出局的男性家长，成为女性作家抗衡父权压抑的文本策略。 张爱玲小说中有关父亲的缺席，以及作为说话主体的女性家长的出现，在这里成了干扰父权象征秩序的符号。男性家长的缺席和去势父亲的书写，因而涉及女性对于父权象征秩序的反串，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反串历史、文化现象的女性书写模式。而女性家长的确立，则表明作家拒绝把女性角色永远安置在从属地位上。 张爱玲的此种书写策略，显然刻意将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缺席。而在这些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中，恰恰宣告了女性家长的主体性身份。除了“无父文本”和女性家长的确立之外，张爱玲对于父亲权威的遗弃和对于父权的反抗，更强烈的表现在文本的书写模式之中。 大体而言，张爱玲笔下的丑恶男性形象，主要表现在肢体残缺，猥琐无能，狂嫖烂赌，昏庸懦弱的遗老遗少身上，乃至丧尽父权精神人格的畸型男性人物身上。这些去势男人自然也包括了狂嫖滥赌的败家子和浮华浪人。他们充斥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之中。 张爱玲小说中这种充满丑陋父亲形象的描写，显然有着重要的颠覆意义。如果进一步追溯，不难发现从她的中学少作《牛》开始，其实就已经构思笔下第一个猥琐男人：禄兴。禄兴作为她对传统父亲形象的理解，可说奠下日后描写男人的一个初型。 在《牛》一文中，禄兴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耗尽妻子的嫁妆与钱财，自己落得一穷二白，山穷水尽。这正是日后张爱玲在小说中最乐于塑造的男性形象。此类男人不事生产，专门用女人的钱，通常是妻子的钱，其中自然也有花费母亲钱财的男人。此类男人亦包括无能养家靠妻子赚钱持家的丈夫。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即是一个“哄钱用的一等好手”（《第一炉香》）。其他如《创世纪》的匡霆谷，《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秧歌》中月香的丈夫谭金根等。 除了哄骗妻子的钱财嫁妆外，另一些则是花母亲或女儿的钱财。前者大部分是靠祖产过活的遗少，如《金锁记》里的姜季泽和姜长白，《创世纪》的匡霆谷和匡仰彝父子，《小艾》中的席五老爷；后者如《多少恨》的虞老先生即视女儿为摇钱树。除此，张爱玲的作品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到后期的《半生缘》、《相见欢》等篇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有堕落、猥琐男人的写照，反复嘲弄，也反复反讽现实男性／父亲的阴暗面。 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形象，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就是张廷重的化身或投影。身为显赫世家的末代遗少，张廷重的淫靡荒唐、强权霸道作风，对张爱玲日后反叛父权、恣肆讽嘲父亲角色和男主角的书写有着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