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周扬同志息肩瞑目已十个年头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十年来，文坛难耐的沉默终将过去，人们没有忘记他，他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周扬，一代文宗，不管你褒之、贬之、爱之、损之，你都不能无视他曾经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共半个世纪（除“文革”外）未曾中断的文艺领导人，他的升谪沉浮，折射着中共文艺方针、政策、路线、口号的变化。他就是一部左翼文艺运动史。他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被称作“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在全球性“左”倾思潮弥漫的革命时代，走上了革命与文学道路。在骇浪惊涛的年月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横跨新旧两个中国，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他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他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晚节彪炳。在他晚年罹受的一场冤案中，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理论家凛然的勇气、正气与骨气，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也是他充满矛盾与压抑的十年；同时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十年，我有幸得以亲炙，身受熏沫，成为忘年之交，至今仍深深怀念那一段情谊。这篇文章早汹涌于怀，但又不想写出来。并非因“只是当时已惘然”，实乃为当今之世， （一） 周扬同志是我的前辈。 “文革”前我与他无缘接触。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由出版总署而文化部。他是文化部的领导人，我只是一名年青的普通干部。 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是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他仍未被分配工作，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时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我偕同另外两位同志去访问他，是为了请教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事。 这一年10月5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中，基本上推翻了“四人帮”关于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悟，我们经请示文化部党组分管的贺敬之、冯牧同志，决定着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当月，我们在东四礼士胡同北院会议室，以文化部理论组名义，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文艺部派记者郑荣来同志参加。根据现有资料，这是文艺界最早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行动，拉开了一场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战斗的序幕。之后，年底，《人民日报》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文艺界具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同时发了消息，这场战斗算是正式打响。 周扬同志精神状态很好。我后来写文章说他“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当然，劫余之人，已不复是当年的周扬了。他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江青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强调一件件、一桩桩事，是贯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但是仍然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在批驳“四人帮”荒唐的“左”的观点同时，还不能对他们自己在“十七年”中所执行的“左”的政策也加以否定。1977年虽是“四人帮”被捉，但“文化大革命”并未被彻底否定的一年。“抓纲治国”是总口号。抓“纲”，抓“阶级斗争”的纲。党的“十一大”，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批“右”而不是反“左”。对“文化大革命”仍然认为是“及时”的，“必要”的。刘少奇同志还没有平反。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错误的“批示”仍然不能触犯。这些都像一条无形的绳索从政治上、思想上捆住人们。 之后一年，周扬同志不仅迅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他在“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文集》第5卷）之后，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这种检讨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认识。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具有着反思的深刻性与彻底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中，他鲜明地支持这个哲学命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政治路线的命题。在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见《周扬文集》第5卷）。他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讲话，着重谈了“双百”方针，用他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派上自由讨论。自此以后，“两个自由”成了他一以贯之的不变话题，因为这对他有切肤之痛，也是文艺上“左”倾错误症结所在。令人惊叹的是他在这个讲话中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反封建的问题。他将对“四人帮”的批判上升到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将之视作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在1978年。（见《周扬文集》第5* 复出后的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他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一篇报告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这篇报告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这是在1979年春天，三中全会后思想领域略有洄流情况下作出的。周扬将当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称作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理论活动极具历史感。他的这种理论概括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高度地评价与科学地论证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这篇报告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时周扬同志刚出山不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篇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出的，在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极广泛影响。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光远同志当时作为分工负责学术工作的社科院副院长，是他与温济泽、黎澍同志推举周扬同志作这个主题报告的；之所以没有请时任院长的胡乔木担纲，是因为他们觉得，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有必要重新强调“德”“赛”二先生。而胡乔木想强调的内容肯定与他们想强调的内容有距离。“第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