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的新闻记者赵浩生曾在一篇访问记中说过，“周扬是一个和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分不开的名字。这个名字贯穿着近半个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注：《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期。）假如我们抛开赵浩生这段话里的溢美和夸大成分，那么不得不承认，他的表述中蕴含了一些真理性的内容。至少，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周扬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也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胜利者。从这一段时间里走过来的文化人都十分清楚，他靠着自己的精明强干，靠着一般文化人所缺少的权谋，平步青云，一直走到文化势力的顶端。并无多少实力的周扬能够落坐在主帅账中，对所有的文化人气指颐使，一呼百应，这实在是耐人琢磨的奇迹。在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难得找出一个人可以与他匹敌，便是鲁迅，虽然和郭沫若、梁实秋等交战起来游刃有余，碰到周扬，却不时感到棘手。周扬的非常战法让他气愤，同时又常常让他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哀叹。 周扬在建国后，发展了他的非常战法，借助于文艺思想斗争或曰革命大批判，将三、四十年代的宿敌胡风、冯雪峰、丁玲及鲁迅的几乎所有弟子，加上新的异端，全部送上了审判台。这又给他的名字增加了异样的威严。 二 今天看来，鲁迅对周扬下的轻蔑断语需要作些修正。仅仅用“学问”这种纯文化眼光估量不出周扬的价值。从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反“右”斗争、反修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能够理出一条逐渐演进的线索。而且，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象他的可以对英雄人物理想化、把塑造英雄形象当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观点，后来就演化成“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他批判丁玲、冯雪峰时创造的“民主革命同路人”的说法，后来就发展成为“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极“左”理论，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这一点来衡量，周扬其人莫可等闲视之。他和一些人在建构“左”倾文化模式方面，走到了历史的前面。只是一个偶然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自己营造的苦果。 三 对于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落难，人们怀着不只是同情的十分奇异的感情。 无法否认人们对周扬遭难而升起的复杂感情。要是稀释了人们的复杂感情，生活反倒失去了耐人琢磨的戏剧性内容，失去了独有的色彩和浓度。而对人们情感所作的辩护不会给批判他的人留下藏身之地，更不会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出“合理性”的证明。追根究底，批判者是更恶的存在。他们的批判不是在正义和良心的轨道上运行，因而树立不起正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惩罚周扬应该受到惩罚的东西，相反在新的历史层面上重复它们，使恶变得更恶。他们采用的方式不但显示出道德伦理的彻底堕落，而且显示出政治品质的彻底沦丧。 四 我们翻阅了“文革”中几乎所有批判周扬的文章，它们低劣得出奇。在洋洋数十万言的文字中。除了一、两个事例可以证明周扬确实是反鲁迅的而外，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事实能够说明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周扬的政治罪恶全是拼贴、剪辑、硬凑出来的。批判文章摘引的周扬“反党黑话”，没一句可称为完整的。它们或三、五个字、或一两个字，掐头去尾，没有任何背景。就是希望周扬受到惩罚的人，看了这些“引文”，也会大失所望，扬长而去。还有许多“引文”明显地是周扬在肯定了成就、肯定了既定的方针政策、肯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肯定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观念和做法之后、为了表示一点辩证观点而不得不虚与委蛇地作出的补充说明。从五、六十年代的文化模式中走出来的人都熟知，这种补充顶多起到堵漏作用，有时还起着“引蛇出洞”的“阳谋”作用。把周扬这些准备作钓鱼的东西拿来作为反党的佐证进行批判，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批判者的观念和被批判的对象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批判者所以诛杀同类，肯定有更大的阴谋。这就是我们重新读到那些批判文字后楔人脑中的第一个想法。 五 在全部拼凑的罪证中，姚文元的拼凑是最离奇、最出人意料的。姚文元为了证明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说他早就抵制、反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证据何在？是他按兵不动，还是压制批判文章，或者打报告劝阻？全不是，只是摘引了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一段话：“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注：《周扬文集》第二卷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周扬一是检讨自己认识能力有问题，二是说明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目光。思想正常的人不会觉出周扬的话里有什么抵触和反对的情绪，因为后面跟接着就用了两万言的篇幅猛批《武训传》。如果按着姚文元的逻辑，认识不到就意味着反对，那么，十亿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原因是他不可能时时明确他下一步的思想活动，他下一个行动会是什么。因而象姚文元这种“反推”、“反证”完全属于莫须有的构陷。我当然不是肯定对《武训传》的批判，只是证明姚文元的论证方式纯系捏造、拼凑。 六 但对周扬罪行的剪贴、拼凑还不算骇人听闻的，最让人吃惊的是批判者对人人都清楚的周扬历史的篡改。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注：载《红旗》1967年第1期。）堪称这方面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