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 “五四”启蒙先驱们一致认定，要改造社会需改造文化，要改造文化需改造旧文化的主要载体——旧文学，无论其吃人的内容还是其僵死的形式都应该改造。改造旧文学是为了重建价值、整合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从文学本体意义上来看待文学自身价值变化的根据和必要性。即使是文化自由主义者胡适，他也总是将思想文艺并称的。比如他提倡文学上的宽容原则，也是把它当作文化宽容的一个适例而非文学本身要求的特例。 周作人亦是十分关心思想文化革命的。他在“五四”时期的大量杂感论文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的同类文章浑然为一个整体。不过，周作人在同中有异。读他此期文章，他显然特别喜欢从伦理道德情感欲望尤其是从性爱这样一个非常私人化的角度具体鞭笞旧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周作人对“性”问题的兴趣，实因他对人的兴趣。他对中国人低下的生命质量、麻木冷漠的生活态度痛心疾首，对受礼教束缚的不自由的中国人尤其是妇女和孩童充满同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周作人显示出了他思想家与艺术家气质兼而有之的特色：不是从制度、物质、典籍文化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状态出发来关怀人、来启蒙。 于是，我们方才可以理解不是别人而是周作人为“五四”新文学贡献了辉煌的“人的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第一篇从人的本体角度看待文学本体的出色文献。尽管“人的文学”理论不仅仅属于周作人，它是周作人对时代感召的回应，对“五四”文坛人学思潮的呼之欲出的理论概括，但毕竟只有周作人概括出来了，而且是“周作人式”的概括。 1918年底和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等文章，把文学革命理论建设大大推进了一步。此前的启蒙者关于文学的理论破得多、立得少。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论，李大钊的“宏深的主义、艰深的学理”论，胡适的“言之有物”论、“国语的文学”论等提法都较空洞，缺乏一个明确的“所指”。周作人认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学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理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学，也有什么用处呢？”他的看法是：“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注：周作人：《思想革命》，《理性与人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下引周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书。）当文学改革已初见成效，白话代文言已蔚然成风时，这关键的第二步该如何迈出？周作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人的文学。这既是新文化运动深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初年创作的初步总结。 周作人开门见山地亮起了旗帜：“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人的文学”是人道主义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界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要求人人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先需要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这是周作人对其“人的文学”的本质概括。他还规定了“人的文学”的基本表现内容：现在的人类生活，“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人的文学”也是表现凡人生活的文学。包括“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也就是说，人的文学应该表现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也应该描绘现实的不得不如此的真实的生活。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封建中国的“非人的文学”包括宋明理学和家庭本位主义文化观念。他认为欧洲从15世纪便发现了“人”，而中国人的个体价值一直被忽略，“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因此须向西方学习，以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为借鉴，去“辟人荒”、“重新发现‘人’”，“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人的文学”的理论依据就是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周作人代表“五四”精英，表达了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方式。在他的宣讲中，“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二重性，“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的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这是从人自身的物质精神关系出发。另一方面，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出发，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在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上，他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从这种对人的基本理解出发，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再次概括了“人的文学”的涵义：“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