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无疑是“五四”时期被放逐的女性，与同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闺秀”女作家冰心、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等和多些“蛮性”的女作家苏雪林、谢冰莹等相比较而言，石评梅受时代“虐待”最重，灵魂最痛苦，最骚动不安。出于生命苦闷释放需要，她自觉运用散文这种“最率真坦白表现自己”（注：石评梅《再谈〈兰生弟的日记〉》。）的文体，用生命人格和激愤悲凉的文字，将那个时代车轮重压下的倔强女性苦闷、彷徨和进取心史“赤裸裸地整个呈现出来。”（注：石评梅《再谈〈兰生弟的日记〉》。） 一、无家可归的“苦闷” “苦闷”，这里是指苦恼、烦闷、哀愁、彷徨、颓唐、感伤、迷茫乃至幻灭等诸多相关情绪的总称。“苦闷”的意象充斥在石评梅创作的绝大多数散文里。有人曾作过统计，石评梅散文中的“泪”的使用频率最多：泪水、泪泉、泪海、泪痕、清泪、酸泪、血泪、残泪、落泪、碎心落泪、忍痛含泪、和泪共饮、欲哭无泪……简直用尽了泪的组合。翻开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串起来，满篇是泪（注：刘思谦《娜拉说·石评梅：生命的燃烧》，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石评梅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散洒悲哀，布施痛苦的人”（《惆怅》）。那么，石评梅“苦闷”的根源在哪儿呢？她自己在给焦菊隐的信里就提到抑郁的心境既是天性，也是环境压迫所致。说“天性”是石评梅苦闷的根源，似不大确切。情绪心理学家对早期婴儿的情绪研究成果表明，情绪虽然具有先天性质，但它从婴儿出生起，就同时逐渐具有社会性，所以确切地说，石评梅的天性苦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压抑而成的。我认为石评梅散文里的苦闷根源在于“无家可归”。这里的“家”不只狭指一般意义上的家，还包括生活理想、生命归属等性质上意义上的“家”。可以说，石评梅散文里的苦闷就是在“家”门口彷徨而不得入的苦闷。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重建“天堂般”家而不得的苦闷。家是传统女性生存的空间。大多数女性一生需要两个家：父家和夫家。传统女性在父家由于性别等诸多原因，大多处在压抑状态。父家给予她们的记忆是不愉快的，而她们从父家走向夫家大致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也很难有一个完满的夫家。而在“五四”妇女解放浪潮中唤醒的石评梅，大胆地从父家里逃出来，讲求婚姻自主，去找理想的夫家。但她很不幸，这不幸，不仅仅来自于她择夫家方式异常大胆的举动而引起社会习惯势力压迫所致，更多的是来自她找理想夫家受挫而引发。石评梅初恋挫折，在对待高君宇的爱情上曾一度犹豫。经过持续的相互了解，在高君宇病中，她决断地让君宇的心和自己的心结在一起。就在她们的爱情热烈发展的时候，高君宇被突然而来的急症夺去了生命。失去了高君宇，石评梅在许多散文作品中，如《天辛》、《涛语》、《缄情寄向黄泉》、《狂风暴雨之夜》、《我只会独葬山丘》等等，抒写经受着刻骨铭心的悲痛和怀念煎熬。 （二）新的生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重建天堂的家只是石评梅宏大生活理想的一个极小部分。她追求的目标不止是自我本身的解放，而是妇女乃至全社会解放。石评梅一方面走上社会，干着她所向往的，她的母辈、祖母辈从未干的，本属于男人们干的社会大事，感到新鲜、自慰和自豪。另一方面她看到、感受到最多的是女性悲剧，同时对妇女们甘心于油盐柴米、描鸾绣凤，努力于贤顺贞节的枷锁幽闭感到痛心。因此，她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唤醒“曲蜷在黑暗深邃的幕帷下”的女同胞。《〈妇女周刊〉发刊词》中说道：“至少我们积久的血泪，应该滴在地球上，激起同情；流到人心理，化作忏悔，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提出要努力粉碎偏枯的道德，脱弃礼教的束缚，拯救沉溺的弱者等主张，去创造新生。在《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里号召妇女“为了社会组织的圆满，应该运动！不管政治是混浊，是清明；不管收获是成功，是失败，应该运动！！”但她此时所处的环境是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妇女意识才初步觉醒。可以想见，她所拥有的新的朦胧的生活理想，在此种环境下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石评梅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时，“五四”高潮已过去，横在她们面前的是坎坷崎岖的人生， （三）、生命本体孤苦无依的苦闷。“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王权崩溃，圣人死了。当个人主义者把个体立为道德，把个体从共同观念中解脱出来，获得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种苦闷，一种生命本能层次上的苦闷体验：归属感失去，人成为孤独者。“由于上帝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能发生，因而人是孤寂的，因为在他身内和身外，都不可能找到任何依附的东西。”（注：转引自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第158页。）接受个人主义思想又置身于“五四”落潮时期的石评梅应该强烈体会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在她散文里就一再出现“飘泊”、“孤寂”的意象系列：“疲惫的归燕”、“长空孤鸿”、“半悬空的秋千架”、“飘零的异乡人”等等。这引起“漂泊”、“孤独”的意象与其说是现实处境的描绘，勿宁说更是一种心灵的现实，一种生命本体孤苦无依的体验。 需要指出，尽管石评梅苦闷一生，但她的苦闷是很难产生悲凉感，及自我肯定的崇高感，而是近乎自虐，“自己摧残自己”（《寄天涯一孤鸿》）。与鲁迅式对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对人生深刻体验后的苦闷有着很大不同，后者极富理性精神。而石评梅的苦闷，理性常为感情冲垮，具有自身性、非理性和感伤性。这一方面与女性性别情绪相关；另一方面与石评梅未形成富有理性精神的思想方式分不开。“五四”时期，石评梅接受的“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冶染一些，但缺乏有机统一，因而，有些话好象觉得不错，而有些话却十分糊涂”（注：郭沫若《文艺论集·前记》。）。这种思想状况，而对困顿的人生，情绪自然易流于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