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原型是上古神话积淀给中国文学的一大原型 回视上古神话世界，我们会深深地惊异于那个以“强力”为核心的世界，惊异于那一系列“强力”性的神话形象。开天辟地者盘古，曾以巨力左手势凿，右手持斧，将浑沌的天地一分为二。这一伟业体现了初民在无序的自然界中生存斗争的伟力。“人头蛇身”的女娲，更令人起敬，她以神气抟黄土作人，以智力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而且以巨力“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注：《淮南子·览冥训》。）她是中国神话系统中的一位智能高强的富于巨力的人类创造之神。共工怒触不周山，对世界秩序（人群秩序与自然秩序）作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注：《淮南子·天文训》。）共工的伟力使世界秩序走向平衡、稳定。夸父、精卫、后羿、大禹等，均以强力饮誉后世。神话世界是一个以“强力”为音符的世界。“强力”是上古神话中反复显现的联通每一神话的精魂，是上古神话中的一大精神内质。 西方哲人对此早有所悟，亚里士多德认为，象征性地表现自然的力量，是一切早期神话的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把自然力形象化”。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同样认为：“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其人物性格具有最大可能的行动力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处境中的先哲，均以慧眼洞察出人类早期文化的特征，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呼应。由此我们更加确信下述论点的科学性，即“强力”是上古神话重要的精神内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精神原型。 儒家文化导致“强力”原型的失落 上古神话因其强力精神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审美主体的心灵，然而中国古典文学却未能真正地将其精神原义承续下来，“强力”这一深远的文学原型，在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中，几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显现自己本质的形式。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适应着宗法式农业社会的需要，“强力”不再受到崇拜，以力为核心的原始文化哲学精神被新兴的儒家文化所取代。儒家文化的盛行是神话“强力”原型失落的根本原因。《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他所推崇的是德治文化。他希望以仁、义、礼、乐等观念统一人心、统一艺术。他从“思无邪”原则出发，对当时的代表性作品作过评判。他认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注：《论语·八佾》。）是好的作品，而《武》乐尽管乐舞很美，思想内容却并非“德至”的作品，它歌颂的是武功，与仁义道德相背，所以是“尽美也，未尽善矣。”（注：《论语·八佾》。）《韶》则不仅美，而且歌颂了孔子理想的礼让政治，所以他誉之为“尽美也，又尽善矣。”（注：《论语·八佾》。）“善”才是儒家审美取舍的最重要标准。怪、力、乱、神非善也，所以被抑制乃至衰亡。孔子倡导的“温柔敦厚”即“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发展到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占统治地位的审美原则，统摄着主体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层面的艺术创造心理与鉴赏心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直接导致了中国上古神话“强力”原型的失落，正如鲁迅先生在《 超越、回归、超越：对《女神》“强力”原型的破译 普雷斯科特[F.C.Prescott]认为“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注：普雷斯科特[F.C.Prescott]：《诗歌与神话》，转引自卡西尔的《人论》第96页。）这一精辟的论断，道出了诗人与神话作者艺术心理本质上的共同性。“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其文化艺术心态正是神话式的“强力”心态。那个时期最流行的口号是个性解放，青年人高喊着“上帝死了”的口号，他们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要打破一切现存的秩序与权威，而以自己的尺度来审视一切。深受传统文化压抑的郭沫若，一旦接触到西方新的主义与思潮，呼息到新的时代气息，其心理便十分地昂奋。加之，他本是一个主观倾向十分强烈的人，所以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打破偶像的要求，自然比一般人来得更为强烈。中国封建文人那种“静美”的精神在他那里荡然无存。他完全超越了几千年来中和的封建传统，“温柔敦厚”心理被强烈的自由意志、个性精神所取代。郭沫若这种酒神心态在本质上回归到人类远古时代的“强力”原型心态上。因而，他具有“原始的幻想能力”，对原型特别地敏感，强烈地渴望通过艺术形象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欲望、经验转化为外在的世界。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并不意味着丝毫的倒退，与封 所以，郭沫若自觉不自觉地与神话建立起了直接的心理联系，使自己明显地区别于封建文人，在酒神精神状态下营构自己的艺术宫殿。这是《女神》之所以成功的创作主体自身的心理根源。 在奔腾不息的文学长河中，《女神》凭借创作主体的“强力”原型心态，成功地实现了对封建文学的超越。封建文化主静不主动，封建文学在儒家话语控制下，更是以“静穆”为美的极至，未能真正地表现出神话所显示的人类固有的“强力”精神，中庸之气笼罩文坛。陶潜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心远地自偏”正是大多数中国封建文人艺术心态的写真。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完全突破“温柔敦厚”、“思无邪”等传统的审美原则，“力”的意识淡薄了。即使是一些豪放派文人如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诸人，在封建文化下虽以艺术家的良知与胆识，或凭籍历史的非常时期，或以艺术的特殊方式，发自内心地表现了“力”的精神，但那只是一些受封建文化限定的“力”，受儒或道思想改造、净化过的“力”，因缺乏神话之气概和现代理性的烛照而显得不力。他们在表现“力”时，常常用的是如下审美物象：大漠、黄河、塞北、孤烟、西风、长剑、楚天、金戈铁马、虎狼、五岳、烽火等，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大都为半开放型的大河民族的文化物，是农业民族封闭性思维的联想物，表现的仅仅是宗法——农业社会的气势。与之相比，《女神》则完全突破了一切因袭的封建传统与经验，超越了几千年来的束缚“力”的表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