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转引《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讯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 一 人性复杂 不能简单对待它 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两句很明智的话：“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否认人性的单一性，应当是解开人性之谜的起码条件。可惜，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中，恰恰把人性的复杂性说成了单一性。梁实秋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语是：“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而因它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吗？梁实秋既然承认，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存在决定意识，由此不正好应当推导出人的阶级性吗？但梁实秋却回避了这一人性中的根本问题，而大谈特谈人的共同性。其实 鲁迅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这里，鲁迅强调了人性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不带阶级色彩的普遍的动物性和与经济地位相联系的阶级性。鲁迅的这个分析，比起梁实秋一锅煮的人性论来，自然要高明得多，科学得多。但鲁迅的这段话，也有使人感到不甚满足之处，那就是他对表现阶级利害关系不甚明显的人类共同审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如灾区的饥民中，也可能有人会去种兰花的；具体的“焦大”由于各种原因，当然 重新阅读鲁迅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战文字，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它使我改变了过去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去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人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人的共性与阶级性是如何体现的？如何恰当理解文学的阶级性？怎样评价鲁梁论争的功过是非？……经过反复思考，现在我认为，只有对人性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细致分析，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动物。因此，在人类身上必然具有动物性。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这里说的即是作为生理层面的人所共有的东西。鲁迅所说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就是指此而言的。梁实秋所讲的“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鲁迅与梁实秋都承认人的生理属性，不同的是梁实秋企图以此来代替人的阶级属性，那当然遭到了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批驳。鲁迅虽然坚持生理性跟阶级性的区别，但个别论述不免简单化，把生理现象描绘成了带阶级属性的东西，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鲁迅在《文学和出汗》一文中说：“‘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他企图以此说明人的阶级性。众所周知，人的出汗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本身并没有阶级的区别，之所以有“香汗”与“臭汗”之分，一定因为有其他附加的物质条件。如果女工在体力劳动之后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并涂指抹粉，她再出的汗，也一定是香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