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我国当代散文出现突发性繁荣，形成建国后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黄金季节。尤其是1961年，不少散文作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浑然成家；许多散文名篇争相面世、广为流传。所以当代文学史上称之为“散文年”。“散文年”一直作为一个文学史实摆在那里。但它需要透视。由于建国后17年的文艺沉浸在社会学中，因而我们的透视也势必具有一种文艺社会学性质。 “散文年”的出现一方面显然体现了当代散文自身发展的演变趋向，另一方面无疑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经济状态、社会心理、文化和道德诸因素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它深刻的社会学蕴涵所在、价值所在。结合当年的社会现实情况来打量“散文年”，结果我们发现：“散文年”在思想感情、趣味选择上流露出某些强烈的倾向，而这些倾向无一不可以作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 “散文年”的倾向之一为艺术上的唯美追求。散文放声讴歌美的事物、美的人物、美的精神情操、美的自然山水。 最能代表这种唯美倾向的无疑是当时有人推崇为散文第一大家的杨朔。他“常常寻求诗的意境”（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220页。），以诗为文，其最核心的艺术特色即为“诗美”。为了更充分地体现散文内容的美，他刻意创造出种种情致优雅的意境、他字斟句酌地推敲出那些精当秀美的语言和“文眼”，他甚至精心为每篇散文营造出“有意味的”美的结构——这被香港评论家称为“转弯的艺术”。《香山红叶》、《雪浪花》、《茶花赋》、《海市》等无不如此。他的散文美得最单纯、美得最彻底。以致有的评论家由衷赞美说：“读杨朔的散文，在领略其作品诗的意境时，总有一种强烈的美的感觉；特别是读着那些精彩的篇什，这种感觉尤甚。这是意境的美感力”。（注：黄政枢：《论杨朔散文的意境》，载《江苏文艺》1978年第3期。） 另一位散文大家秦牧也提倡“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注：秦牧：《花蜜与蜂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85页。）与杨朔不同的是，秦牧似乎将“美”与“真”作了一个区分，认为“所谓‘真’，就是要阐发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弄虚作假，反对粉饰升平，反对掩盖矛盾，反对诓诓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所谓‘美’，就是作品要有强烈的艺术特征，通过艺术手段表现生活，看了一般能给人以艺术的美感”。（注：秦牧：《花蜜与蜂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86页。）故尔秦牧的散文题材常选取南国春色的《花城》、色彩斑斓的《海滩贝壳》、美丽的《珍贵植物与瑰奇传说》。读他的散文，还真如“艺海拾贝”。 同样，刘白羽也大力倡导把“美的生活，美的思想，美的感情，变成美的文字”。（注：刘白羽：《早晨的太阳·序》，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美的文字”确实是刘白羽散文的一大特色。他写《日出》：云蒸雾蔚中冉冉升起的太阳，“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他写《红玛瑙》：“像血一样鲜红，像火一样明亮”，“纯洁、闪光”；他写《长江三日》：“色彩缤纷”的“红宝石的闪光”，“原来是千道强烈的阳光”，红日“像鲜红的珊瑚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脉淡淡的红光中”，船在惊涛骇浪中行驶，走的却是“一条闪光的道路”——“激流勇进之美”。华丽绚烂、鲜亮峭拔的语言给刘白羽的散文镀上了一层金光色泽。 此外，游记在当年的散文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碧野的《武当山记》、方纪的《桂林山水》、老舍的《内蒙风光》、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卢盛法的《美丽的呼伦贝尔》、罗宁的《鄱阳湖的风景》等作都涌现于这一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游记的作者当然也是旨在抒发美的情感，讴歌美的事物，只是他们在“选美”时，有意或无意地将题材定在了“画山绣水”上。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情况并不美妙。“大跃进”、“反右倾”再加“三分天灾”，“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第806页。）国家经济损失计为1200亿元，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由于食物的严重短缺，中国人陷入大饥饿中，身体素质奇差，更严重的是，三年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发生人口数量达4千万。（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272页。）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衣食足然后知廉耻”。有的人认为：如果连肚皮都顾不上，脸皮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于是与物质生活的贫乏相应，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不法行为，国民道德品质大为下降，刑事犯罪率明显上升，大量丑恶的现象开始出现。 按理说，散文有义务反映社会真实面貌，有责任把注意力集中于揭露丑、批判丑。正如杨朔所说：“散文常常能……迅速反映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抹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注：杨朔：《〈海市〉小序》，《杨朔散文选》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那么，为什么“散文年”却出现了这么一个“唯美”倾向呢？这是因为，当年的散文普遍地沿着另一种思路而展开。即：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尤其需要“美”来对抗“丑”，只有“美”才是“丑”的最合适的“解毒剂”。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激发广大人民奋发昂扬的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而讴歌美的事物、美的情操、美的山水正是散文为大力净化中国人民精神而作出的努力，为稳定社会形势而作出的贡献。于是就出现了“散文年”的唯美倾向。
